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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麻醉】基于强化学习的胃肠内镜自动麻醉系统多中心随机试验

麻醉疼痛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7:0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摘要

背景：胃肠镜诊疗需求增长与全球麻醉医师短缺，凸显了麻醉管理智能化的必要性。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RL）为麻醉药物自动给药提供了新思路，但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模拟研究和回顾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临床验证。

方法：研究者开发了基于强化学习的胃肠镜自动麻醉系统（Automated Anesthesia System for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AAS-GE），用于自动控制环泊酚输注。研究分为模型开发、迭代优化和临床验证三个阶段。临床验证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设计，纳入18-65岁、ASA身体状况分级Ⅰ-Ⅱ级的胃肠镜检查患者，比较AAS-GE自动给药与麻醉医师手动管理的临床效果。主要结局为低氧血症（SpO₂＜92%）发生率，次要结局包括麻醉诱导时间、药物用量、恢复时间及不良事件。

结果：模型开发及优化阶段共使用509例患者的数据，最终418例患者纳入随机对照试验分析。AAS-GE组与麻醉医师组低氧血症发生率分别为14.42%和14.29%（P=0.9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AS-GE组诱导时间更短（1.55 vs. 1.90 min，P＜0.001），两组环泊酚总剂量及恢复时间无显著差异，但AAS-GE组体动发生率较高（17.79% vs. 6.67%，P=0.001）。

结论：强化学习驱动的自动麻醉系统在胃肠镜麻醉中表现出与麻醉医师手动管理相近的低氧血症发生率，并缩短了麻醉诱导时间，但体动控制仍有待优化。研究为强化学习麻醉系统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前瞻性随机对照证据。

引言

随着消化道疾病筛查及内镜诊疗技术的发展，胃肠镜诊疗量持续增长。中国胃肠镜诊疗量由2012年的2,880万例增至2019年的4,450万例。不断增长的麻醉需求与麻醉医师短缺之间的矛盾，推动了自动化麻醉管理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靶控输注（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TCI）及闭环麻醉系统已能够根据药代动力学模型或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等监测指标调节药物输注。强化学习则通过分析患者状态、给药决策及生理反馈，学习动态给药策略，为个体化麻醉控制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然而，既往强化学习麻醉研究主要基于模拟环境或回顾性数据，缺乏真实临床环境下的前瞻性验证。为此，Bing等开发了基于强化学习的AAS-GE系统，并通过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评价其临床安全性与有效性。

方法

1.研究设计与强化学习算法

本研究包括模型开发、迭代优化和临床验证三个连续阶段。

第一阶段：模型开发。研究者收集240例由麻醉医师管理的胃肠镜麻醉患者数据，获得434,152组状态-动作数据，包含34项变量。采用批次约束深度Q学习（BCQ）、行为正则化演员-评论家算法（BRAC）、保守Q学习（CQL）、隐式Q学习（IQL）、近端策略优化（PPO）、部分可观测马尔可夫决策过程（POMDP）、软演员-评论家算法（SAC）及双延迟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TD3）等8种强化学习方法或框架进行模型训练与评价。

第二阶段：模型迭代优化。根据第一阶段模型表现及临床医师对给药决策的评价，研究者选择POMA-C算法进行后续优化。该算法结合蒙特卡洛树搜索（Monte Carlo Tree Search）和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ing）技术，在患者生理状态无法被完全直接观测的情况下估计其状态，并指导麻醉药物给药决策。研究进一步纳入269例患者，获得486,612组状态-动作数据，通过离策略学习（off-policy learning）对模型进行迭代更新。

第三阶段：临床验证。研究者将优化后的算法整合至胃肠镜自动麻醉系统（AAS-GE），由患者监测设备、AI决策模块及微量输注泵构成自动给药控制回路。系统根据患者实时生理信息及药物输注反馈生成给药指令，控制环泊酚输注速度，并持续获取患者状态及给药数据。随后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自动化系统与麻醉医师手动给药的临床效果。研究过程中保留麻醉医师的监督及人工接管权限。

图1. AAS-GE系统开发、算法迭代及自动给药控制流程

2.研究对象与干预

研究方案经郑州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件号为 ZXYY2025055，其他参与中心也获得了相应机构授权。所有参与者在入组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被告知其检查数据可能用于AI模型开发和优化。临床研究注册号为 NCT06857344。

试验于2025年1月至8月开展，纳入18-65岁、ASAⅠ-Ⅱ级、接受择期胃肠镜检查的患者，主要排除心律失常、BMI＞30 kg/m²、妊娠或哺乳等情况。符合条件的患者按照1∶1比例随机分配至AAS-GE组或麻醉医师组。两组均采用环泊酚进行麻醉诱导和维持，药液浓度为2.5 mg/mL。AAS-GE组由强化学习系统自动调节输注速度，麻醉医师组则根据患者生命体征及临床判断手动给药，不以BIS数值作为给药决策依据。

研究过程中连续监测心电图、心率、SpO₂及BIS，无创血压每5分钟测量一次。根据临床需要，经鼻导管给予5 L/min氧气。当患者出现体动、睁眼或言语反应等麻醉不足表现时，临床人员及时补充麻醉药物。发生低氧血症时，根据情况采取托下颌、面罩辅助通气等处理措施。

3.研究结局

主要结局为麻醉期间低氧血症发生率，定义为SpO₂＜92%。次要结局包括低氧血症累积程度、最低SpO₂、环泊酚用量、麻醉诱导时间、内镜操作时间、恢复时间及麻醉相关不良事件。其中，麻醉诱导时间定义为开始输注环泊酚至首次BIS＜60的时间。

4.结果

1）患者纳入及基线特征

研究共评估641例患者，其中420例完成随机分组。AAS-GE组2例患者在接受干预前退出研究，最终418例纳入分析，包括AAS-GE组208例和麻醉医师组210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基础血压、心率及血氧饱和度等基线特征总体均衡。

图2. 随机对照试验患者纳入流程

2）主要结局：低氧血症发生率

AAS-GE组和麻醉医师组各有30例患者发生低氧血症，发生率分别为14.42%和14.29%（P=0.9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低氧血症曲线下面积中位数分别为45.5和105 %·min（P=0.723），全部患者的最低SpO₂中位数均为96%。在发生低氧血症的患者中，两组最低SpO₂中位数分别为89%和88%，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上述结果显示，在本试验条件下，两组低氧血症发生率及相关严重程度指标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

3）麻醉诱导效率与药物使用

AAS-GE组麻醉诱导时间显著短于麻醉医师组，中位数分别为1.55 min和1.90 min（P＜0.001）。AAS-GE组平均维持输注速率高于麻醉医师组（1.45 vs. 1.23 mg·kg⁻¹·h⁻¹，P＜0.001），但两组环泊酚总剂量、诱导剂量及维持剂量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两组麻醉恢复时间中位数分别为5.91和5.98 min（P=0.873），内镜检查时间及维持阶段平均BIS亦无显著差异。

4）麻醉相关不良事件

AAS-GE组检查期间体动发生率显著高于麻醉医师组（17.79% vs. 6.67%，P=0.001）。两组吞咽、咳嗽、托下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及额外供氧需求等事件发生率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发生体动的患者中，AAS-GE组环泊酚维持剂量更低（30.01±12.52 vs. 38.95±14.30 mg，P=0.035），平均BIS更高（59.23±6.24 vs. 54.53±6.74，P=0.023）。这些结果与AAS-GE系统维持相对较浅麻醉深度的表现一致，可能与较高的体动发生率有关。

5.AI与麻醉医师给药决策的比较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强化学习系统与麻醉医师的给药决策模式。在模型内部验证的虚拟环境中，强化学习系统表现出根据患者特征及既往给药情况调整给药策略的特点。例如，模型对年轻、身高较高或体重较大的患者倾向于给予更多药物；当患者基线心率较高时，模型倾向于更早降低输注速度；若初始输注速度较高，则倾向于更早停止给药。

研究者还基于历史临床数据，比较了麻醉医师实际给药动作与AI推断给药动作在达到特定BIS值前5分钟内的差异。结果显示，在达到较低BIS目标值之前，麻醉医师通常采用较高的输注泵速；而在较高BIS目标值附近，医师与AI的给药决策差异较小。

此外，对体动发生前的给药轨迹进行分析发现，AAS-GE系统在体动前表现出较低的输注泵速及较高的BIS值，与相对较浅的麻醉状态一致。

图3. 基于历史数据的麻醉医师实际给药动作与AI推断给药动作比较

讨论

1.强化学习麻醉系统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通过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对强化学习自动麻醉系统进行了前瞻性临床验证，为既往主要基于模拟或回顾性数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临床证据。

研究显示，AAS-GE组与麻醉医师组的低氧血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同时AAS-GE组麻醉诱导时间更短，而环泊酚总剂量及恢复时间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

与主要依赖预设药代动力学模型的传统控制方法不同，强化学习系统通过学习历史临床数据中的状态-动作关系，并根据实时生理反馈动态调整给药决策。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该系统能够依据患者特征及既往给药情况采取不同的输注策略。作者认为，这种自适应给药方式可能与AAS-GE组诱导时间缩短有关。

然而，本研究并未直接评价自动化系统能否减少麻醉医师工作负荷、提高整体诊疗效率或降低医疗成本，其对临床工作流程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2.麻醉深度与体动控制的平衡

AAS-GE组体动发生率较高，是本研究值得关注的结果。在发生体动的患者中，AAS-GE组BIS更高、环泊酚维持剂量更低，与相对较浅的麻醉深度一致。研究者认为，强化学习系统可能倾向于维持较浅的麻醉水平，但目前的给药策略尚未充分兼顾内镜操作过程中对患者制动的要求。此外，现有系统主要依据BIS等处理后的监测指标进行麻醉状态评估，尚未充分整合原始脑电、内镜操作刺激及患者基础疾病等信息，可能限制其给药控制的精细程度。未来可通过引入原始脑电信号及多模态监测信息，进一步优化给药策略，以更好地平衡呼吸安全与操作期间的患者制动需求。

3.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纳入患者主要为18-65岁、ASAⅠ-Ⅱ级及BMI≤30 kg/m²的相对低风险人群，研究结果向高龄及高风险患者推广仍需谨慎。其次，模型开发及迭代数据来自单一中心，可能限制算法在不同患者人群及临床环境中的适用性。此外，当前系统依赖的生理监测指标较为有限，缺乏原始脑电、内镜操作进程及患者疾病特征等多模态信息。AAS-GE组较高的体动发生率也提示其麻醉维持策略仍有优化空间。此外，试验保留了麻醉医师监督及人工接管权限，因此本研究验证的是临床人员监督下的自动化给药系统，不能据此推断其可以完全替代麻醉医师。

结论

本研究通过模型开发、迭代优化及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评价了强化学习驱动的胃肠镜自动麻醉系统的临床表现。与麻醉医师手动管理相比，AAS-GE组低氧血症发生率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麻醉诱导时间缩短，但检查期间体动发生率增加。研究为强化学习麻醉系统的临床转化提供了新的前瞻性证据，同时提示未来仍需优化麻醉深度控制策略、完善多模态监测反馈，并在更广泛的患者人群中验证其安全性与临床效益。

参考文献

Bing HL, Wang Y, Li SY, et 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automated anesthesia system for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with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 npj Digital Medicine. 2026. doi:10.1038/s41746-026-02657-8

【产麻新谭】妊娠期急性脂肪肝患者剖宫产的麻醉管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2018—2026年）

麻醉疼痛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6:4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AFLP）是一种罕见的妊娠期特异性疾病，以急性多器官功能障碍（主要累及肝脏和肾脏）、低血糖和凝血功能障碍为特征，产妇与围产儿病残率和死亡率高。该病多在妊娠晚期发病，报道发生率约为 1/7,000～1/20,000，病情严重程度跨度大，可从轻微的临床和实验室异常直至暴发性肝功能衰竭伴脑病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初产、男性胎儿和多胎妊娠；子痫前期与其相关，但并无因果关系的证据。

剖宫产是 AFLP 患者终止妊娠的主要方式，而麻醉方式的选择尤为棘手：椎管内麻醉存在硬膜外或脊髓血肿的风险，全身麻醉则可能面临困难气道、通气管理复杂、药物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改变、颅内压升高、肝功能进一步恶化甚至诱发肝性脑病等问题。由于疾病罕见且存在伦理顾虑，比较不同麻醉技术的随机试验并不存在、亦难以实施，现有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病例报告和病例系列。

传统上全身麻醉多用于重症患者，但腰麻、硬膜外及腰硬联合等椎管内麻醉用于 AFLP 剖宫产的报道日益增多，甚至有产后确诊 AFLP 的患者成功接受椎管内麻醉行急诊剖宫产的个案。本研究旨在回顾性描述某三级转诊中心 AFLP 患者剖宫产的麻醉管理及母儿结局。

研究背景

AFLP 剖宫产的最佳麻醉技术尚未确立，管理应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肝脏及全身受累范围、与妊娠期急性肝损伤其他病因（如 HELLP 综合征）的重叠情况以及分娩的紧迫性进行个体化决策。椎管内麻醉相关的脊髓/硬膜外血肿风险，应与全身麻醉的潜在风险——困难气道与通气管理、药物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改变、颅内压升高、肝功能恶化及肝性脑病诱发——相权衡。麻醉方式的选择应通过多学科讨论确定，并在可行时与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决策。

社会指南推荐实施椎管内麻醉前 INR<1.5。然而，这些推荐主要基于接受抗凝治疗患者的证据，而非 AFLP 等急性肝功能不全患者——此类患者的常规凝血试验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其整体止血状态。因此，凝血功能评估还应包括详尽的出血史和有无活动性出血的临床评估；单纯依赖某一个 INR 数值，可能不必要地排除了部分经过谨慎选择、潜在获益大于风险的椎管内麻醉患者。

不过，在椎管内穿刺前应通过适当输注血制品认真纠正凝血异常；有条件时可借助粘弹性凝血检测（血栓弹力图或旋转血栓弹力测定）指导输血。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 AFLP 剖宫产患者的麻醉管理及相应的母儿结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埃及曼苏拉大学医院产科麻醉与重症监护病房进行。该机构是 Dakahlia 省主要的三级转诊中心，每年完成剖宫产超过 3,500 例，收治大量直接就诊或自外院转诊的高危病例，并同时承担危重产科患者的重症监护。研究者回顾性查阅了 2018 年 1 月至 2026 年 6 月在本中心分娩的 AFLP 患者病历。研究经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编号 R.26.07.3786），因研究为回顾性且数据匿名化，豁免知情同意；研究报告遵循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规范（STROBE）。

研究期间，对疑似 AFLP 病例的姓名、住院号和入院日期等基本信息，以及麻醉与重症监护管理细节，均作为高危病例常规文书进行专项记录。随后自医院电子病历中筛选这些病例，并逐份核对病历，采用 Swansea 标准确诊（附表）。Swansea 标准未满 6 项者，以及合并 HELLP 综合征且临床表现和实验室异常不能主要归因于 AFLP 者予以排除；阴道分娩者亦排除，最终纳入确诊 AFLP 且接受剖宫产者。收集基线人口学特征、相关危险因素、临床与实验室数据，以及麻醉技术、术中管理、术后经过（包括入住产科 ICU）和母儿结局，并按所接受的麻醉技术分为单次腰麻、连续腰麻和全身麻醉三类。

统计学分析采用 R 4.6.1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因样本量小，未行正态性检验；连续资料以中位数（范围）表示，分类资料以例数（%）表示，接受连续腰麻的 1 例患者以 Yes/No 表示。因样本量小且各组样本量和临床特征差异明显，三组间未行统计学比较。

研究结果

共识别 20 例患者，其中 15 例确诊 AFLP 并接受剖宫产，纳入分析：11 例接受单次腰麻，1 例接受连续腰麻，3 例接受全身麻醉（图 1）。接受连续腰麻者合并胎盘植入谱系疾病（PAS），预计手术时间长且产后出血风险高。接受全身麻醉的 3 例原因分别为：1 例脑病伴显性出血（牙龈出血、瘀斑、导尿后血尿）；1 例严重血小板减少（血小板计数 49,000/μL）；1 例脑病，且因既往剖宫产、双胎妊娠、已临产而需急诊再次剖宫产。基线资料与临床特征见表 1，基线实验室数据见表 2，麻醉与结局数据见表 3。

表 1 基线资料与临床特征

注：数值以中位数（范围）或 n（%）表示；连续腰麻 1 例的分类变量以 Yes/No 表示。a 男性胎儿的分母分别为 13 和 5（两组各有 2 例双胎妊娠）。b 其中 1 例为分娩后发生脑病。

麻醉与术中管理：低血糖患者静脉输注 10% 葡萄糖并滴定维持血糖 ≥80 mg/dL；INR≥1.5 者于麻醉前即刻输注新鲜冰冻血浆（FFP）4 U；血小板计数 <100,000/μL 者于麻醉前即刻输注血小板；对经临床判断和凝血 profile 评估为出血高风险者及 PAS 患者，于切皮前静脉预防性给予氨甲环酸 1 g；术中根据临床需要追加血制品和氨甲环酸。所有患者于胎儿娩出后静脉注射卡贝缩宫素 100 μg，术毕直肠给予米索前列醇 600 μg；对宫缩乏力且无禁忌证（如高血压或子痫前期）的选定患者，缓慢静脉输注追加甲麦角新碱 0.2 mg。

单次腰麻采用标准技术：鞘内注射 0.5% 重比重布比卡因 2.5 mL（12.5 mg）复合芬太尼 15 μg，同时静脉晶体液共负荷（醋酸钠林格液 500～1,000 mL，10 min 内输注）并预防性输注去甲肾上腺素，维持收缩压高于基线值的 90%；未使用鞘内吗啡（该院无去氧肾上腺素及无防腐剂吗啡可供使用）。

连续腰麻者经 18 G Tuohy 针有意将 20 G 硬膜外导管置入鞘内，先给予 0.5% 重比重布比卡因 1 mL（5 mg）和芬太尼 15 μg，随后以 0.5 mL（2.5 mg）剂量追加布比卡因，滴定至满意感觉平面，并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按需重复以维持充分麻醉。手术历时 150 min，未行子宫切除术；估计失血约 2 L，术中输注红细胞 3 U、FFP 2 U，血流动力学全程稳定。

全身麻醉者采用丙泊酚和琥珀胆碱快速序贯诱导，以七氟烷维持麻醉，按需追加丙泊酚，阿曲库铵维持肌松，芬太尼静脉滴定镇痛。

表 2 基线实验室数据

注：数值以 n（%）或中位数（范围）表示；连续腰麻 1 例的分类变量以 Yes/No 表示。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INR，国际标准化比值；WBC，白细胞。a WBC>11,000/μL。b 血小板计数<100,000/μL。c AST 或 ALT>42 IU/L。d 总胆红素>1.2 mg/dL。e 肌酐>1.7 mg/dL。f 血糖<72 mg/dL。

术后管理与产妇结局：所有接受腰麻者感觉和运动恢复均正常。连续腰麻者术后经鞘内导管镇痛，术后 24 h 确认 INR 1.2、血小板计数 175,000/μL 后拔除导管，未发生导管相关并发症及硬膜穿破后头痛。

术后镇痛以护士静脉注射芬太尼 10 μg 弹丸为主；对乙酰氨基酚和酮咯酸未列入常规方案，仅选择性给予最低有效剂量。本队列未实施腹壁阻滞。

大多数患者术后入住产科 ICU。全身麻醉组 1 例于分娩后 16 h 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难治性休克和 DIC 所致的不可控出血。单次腰麻组 1 例发生产后脑病（3 d 后缓解）和短暂性尿崩症（产后第 2 周末缓解）；另 1 例虽临床完全恢复，但因持续高胆红素血症于产后 2 周转至肝病专科病房。其余患者于产后数天至数周内临床和实验室指标逐渐恢复，均无重大并发症出院。

表 3 麻醉与结局数据

注：数值以 n（%）表示；连续腰麻 1 例的分类变量以 Yes/No 表示。ICU，重症监护病房；RBC，红细胞。a 对每位 INR≥1.5 的患者，于麻醉前即刻输注 FFP 4 U。b 对每位血小板计数<100,000/μL 的患者，于麻醉前即刻输注血小板。c 对出血风险高的选定患者于切皮前静脉给予氨甲环酸 1 g，或有产后出血证据时于分娩后给药（全身麻醉组 1 例切皮前及分娩后各接受 1 次）。d 对宫缩乏力且无禁忌证（如高血压或子痫前期）的选定患者缓慢静脉输注甲麦角新碱 0.2 mg。e 新生儿结局的分母分别为 13 和 5（两组各有 2 例双胎妊娠）。

研究结论

在这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2018 年 1 月至 2026 年 6 月 15 例 AFLP 剖宫产患者中，单次腰麻是最常用的麻醉技术（11 例）；连续腰麻用于 1 例合并 PAS 的患者，全身麻醉用于 3 例病情更重、严重血小板减少或有急诊产科指征的患者。单次腰麻对 AFLP 患者剖宫产是可行的，而全身麻醉主要用于病情更重或急诊、复杂情况的患者。

产麻新谭点评

本研究是迄今报道的较大的 AFLP 剖宫产麻醉管理单中心系列之一。作者通过 8 年半的积累，完整描述了 15 例确诊 AFLP 患者的围术期管理细节，包括凝血异常的处理流程（麻醉前 FFP、血小板输注阈值）、子宫收缩剂的使用策略以及三种麻醉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法，对同类中心的临床实践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其核心信息在于：经过审慎的病例选择和凝血纠正后，单次腰麻在 AFLP 患者中安全可行——本队列所有接受腰麻者感觉和运动恢复均正常，且文献中也尚无 AFLP 患者椎管内麻醉后发生脊髓或硬膜外血肿的报道。

该机构将单次腰麻作为 AFLP 剖宫产首选的理由值得玩味。与该院高危剖宫产常用的腰硬联合技术相比，单次腰麻技术上更简单，且避免了留置硬膜外导管——这消除了术后凝血功能恶化时拔除导管的顾虑；而采用常规（而非减量）的鞘内局麻药剂量，则保证了整个手术过程阻滞的可靠性，避免术中镇静，并可能带来早期术后镇痛效果。对于合并 PAS、预计手术时间长且出血风险高的个别患者，作者选择连续腰麻醉而非腰硬联合，因为连续腰麻起效更快、成功率更高，且可通过导管滴定延长阻滞，避免因阻滞不完善而进一步复杂化管理。

围术期管理中亦有可借鉴之处：因药物可及性限制，该机构以预防性去甲肾上腺素输注替代去氧肾上腺素防治腰麻后低血压；所有患者围术期以 10% 葡萄糖纠正低血糖、维持血糖 ≥80 mg/dL；并以氨甲环酸、卡贝缩宫素和米索前列醇构成子宫收缩与止血的双重防线。这些"因地制宜"的方案提示，在药物和设备受限的环境中，规范化的替代策略同样可以取得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结局。

然而，本研究的结论应谨慎解读。首先，指南推荐的"椎管内麻醉前 INR<1.5"阈值源自抗凝治疗人群，并不能反映肝病患者"再平衡止血"的复杂状态；作者也承认，为避免延误分娩，未在输血后、椎管内穿刺前复查凝血指标，粘弹性凝血检测亦未开展，输血能在多大程度上纠正凝血异常不得而知。其次，尽管腰麻组结局良好，这一经验不应外推至由其他基础疾病导致显著凝血障碍或血小板减少、或正在接受抗栓治疗的患者。第三，由于麻醉方式按病情轻重个体化选择，存在明显的指征混杂，无法进行组间比较——全麻组的 1 例死亡和较差的围产儿结局（死胎及早期新生儿死亡比例高）更多反映的是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而非麻醉技术的差异。

本研究的局限性还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样本量小，部分管理决策（输血阈值、氨甲环酸与子宫收缩剂的使用）受机构方案和药物可及性影响，外推性受限；主要生理与结局指标的记录以病历回顾为主，缺乏系统的前瞻性数据采集。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乃至注册研究，以在标准化报告的前提下比较不同麻醉技术对 AFLP 患者母儿结局的影响，并明确粘弹性凝血检测指导输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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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清晨一杯咖啡，很多人只在意它能不能驱散困倦。

但我们很少意识到，咖啡可能会影响我们一天的情绪。

最近，爱尔兰APC微生物组研究所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刊发研究《Habitual coffee consumption is linked to differences in gut microbiota and gut physiology》，揭开咖啡与人体之间一条隐秘通路：微生物-肠-脑轴。

咖啡进入体内，会定向调控肠道特定菌群与代谢产物，一路联动情绪、认知能力与免疫状态；

有意思的是，含咖啡因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作用靶点并不相同。

这项研究没有局限于咖啡因单一成分。

对比长期饮用普通咖啡与脱咖啡因咖啡人群的样本，团队发现，咖啡对肠道菌群的塑造，并非全部来自咖啡因。

两类咖啡都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调节肠道生理状态，但各自的优势方向存在分化。

含咖啡因咖啡更偏向快速的神经与免疫调节。

咖啡因本身可以刺激肠道微生物合成特定代谢物，经由肠-脑轴传递信号，参与神经兴奋性调控，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提神效果，同时轻度调节机体免疫应答。

而脱咖啡因咖啡，更多依靠多酚、膳食纤维等非咖啡因活性物质。

这类成分持续滋养特定有益菌群，稳定肠道屏障，带来的影响更偏向长效，在代谢稳态、肠道微生态维持上表现更突出，不依赖咖啡因就能持续改造肠道环境。

简单来说，咖啡不是简单“刺激大脑”，它先做肠道的微调师。

肠道菌群接收咖啡中的各类活性物质，生成代谢信号，再沿着肠-脑轴上传至中枢，最终反映在我们的情绪波动、专注力变化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喝完咖啡不仅清醒，还会感到心境舒展；部分人却容易焦虑敏感。

这其中，个体肠道菌群差异是重要原因。

当然，研究仅证明习惯性咖啡摄入与肠道菌群、肠道生理存在关联，不等于喝咖啡可以直接治疗情绪或免疫疾病。

菌群改变是复杂的连锁反应，每个人的肠道底色不同，对咖啡的响应也会千差万别。

参考文献：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3051172026000149

GUT | 南京大学余德才/黎兵华/Wajahat Mehal团队：多组学绘制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癌全景图，构建无创诊断与治疗分层新框架

肿瘤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6:0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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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2日，南京大学余德才、黎兵华团队与美国耶鲁大学Wajahat Mehal共同通讯，在消化病学顶级期刊《Gut》在线发表题为“Integrative multi-omics landscape and diagnostic-therapeutic modelling of steatohep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的原创研究。

该研究首次对脂肪性肝炎肝细胞癌（SH-HCC）进行系统性多组学刻画，构建了基于RNA测序的SH-HCC指数、组织脂质组与血清蛋白质组无创诊断模型，并鉴定FABP4为潜在驱动基因和治疗靶点，为这一特殊HCC亚型的分子诊断、预后分层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框架。

研究背景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肝细胞癌（HCC）约占90%。尽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局部治疗不断进步，HCC总体生存仍不理想，核心原因在于肿瘤异质性和治疗反应差异。SH-HCC是2010年首次定义的一种独特组织学亚型，以肿瘤细胞内大量脂滴积聚为特征，约占全部HCC的10%—35.5%，是特殊组织学亚型中最常见者。日本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发病率正在上升。SH-HCC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肥胖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既往研究提示SH-HCC预后可能较好，并多对应F3分子亚型，该亚型被认为对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相对抵抗。然而，SH-HCC的多组学景观和分子机制长期不明，既无亚型特异性疗法，也缺乏普遍适用的无创诊断方法。虽然多组学已用于纤维板层型、肉瘤样、硬化型等罕见HCC亚型，但SH-HCC此前尚无系统多组学研究。

研究设计

图研究设计与转录组学分析

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南京鼓楼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156例HCC患者，所有标本均来自未接受术前治疗的手术切除样本。多组学设计包括：RNA测序69例肿瘤和20例配对癌旁组织；空间转录组18例SH-HCC和18例传统HCC（cHCC）；脂质组125例肿瘤和23例癌旁组织；血清蛋白质组152例；空间代谢组6个样本（来自5例患者）。外部验证使用江苏省人民医院、TCGA-LIHC和GEO队列。病理诊断依据WHO标准，SH-HCC要求脂肪变为必备特征，并至少具备气球样变、Mallory-Denk小体、小叶炎症和细胞周纤维化中的三项。分析流程整合LASSO、Boruta、多种机器学习、SHAP、CellChat、SecAct及MALDI质谱成像。功能验证采用Sleeping Beauty诱导HCC小鼠模型，包括肝细胞特异性Fabp4过表达、sgFabp4敲低、BMS-309403药理抑制、肝细胞特异性敲除以及抗PD-1联合治疗。

研究结果

转录组与SH-HCC指数。预后分析显示，SH-HCC患者术后无病生存和总生存优于cHCC。值得注意的是，59.4%的SH-HCC患者背景肝无脂肪变，提示超过半数并非MASH-HCC。KEGG分析显示，SH-HCC肿瘤相较癌旁组织细胞周期和DNA复制通路上调；而相较cHCC，脂肪酸降解、酮体合成与降解等脂代谢通路上调，细胞周期和DNA复制下调，提示其具有代谢重编程增强、增殖表型相对降低的特征。研究利用LASSO筛选33个基因构建SH-HCC指数，其在鼓楼队列、TCGA-LIHC和JSPH队列区分SH-HCC与cHCC的AUC分别为0.894、0.838和0.776。该指数与MASH严重程度、纤维化分期和NAS评分正相关，在病毒或MASH背景中仍具区分力，高指数者总生存更长。治疗预测方面，指数预测TACE反应的AUC为0.759和0.763，响应者指数更高；而预测索拉非尼和抗PD-L1治疗反应时呈负相关，AUC分别为0.885和0.761，响应者指数更低。在cHCC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T）较索拉非尼改善PFS和OS，但SH-HCC无此获益。指数还与MRI脂肪分数、TAG、DAG、FFA、脂肪酸降解评分及F3亚型正相关。

图 SH-HCC指数的构建及其临床应用

空间转录组。对36个TMA核心、339499个细胞的空间单细胞分析显示，SH-HCC中恶性细胞相对减少，免疫/基质区扩大。研究将微环境分为肿瘤实质、免疫富集和基质屏障三个空间域。SH-HCC富集免疫富集域和基质屏障域，而cHCC以肿瘤实质域为主。CellChat分析发现SH-HCC中配体—受体互作显著减少，尤其肿瘤—免疫和基质屏障—肿瘤轴。尽管免疫细胞增多，但空间分隔和通讯减弱可能限制有效抗肿瘤免疫，解释免疫治疗抵抗。

脂质组与空间代谢组。脂质组鉴定1864种脂质、23个类别。PCA显示SH-HCC与cHCC明显分离。SH-HCC相较cHCC有434种脂质上调和33种下调。整合转录组发现，SH-HCC中糖酵解和神经酰胺降解下调，糖异生、脂肪酸氧化/合成、胆汁酸合成及DAG/TAG/神经酰胺生物合成上调；脂质摄取上调，HIF-1和MAPK信号下调。空间代谢组显示SH-HCC肿瘤脂质及多数亚类显著升高，ST模式富集脂代谢通路。基于12种TAG的脂质诊断模型在训练、内部测试、独立验证和外部验证中AUC分别达0.940、0.933、0.909和0.910，其中TAG(46:2/FA16:0)和TAG(53:1/FA18:1)贡献最大。

血清蛋白质组。血清蛋白质组发现1011个差异蛋白，206个上调和805个下调。LASSO和Boruta筛选出C8B、ADAM10、PRAP1、KIF27、HNRNPUL1、MYH7、DSC3七个候选标志物。高斯过程模型训练集AUC为0.857，测试集0.828。血清蛋白预测概率与脂质模型、SH-HCC指数和MRI-FF正相关。将MRI-FF与血清蛋白质组模型整合后，诊断AUC提升至0.959。

FABP4功能验证。整合SH-HCC指数、转录组和脂代谢分析，FABP4成为关键候选。mIHC显示FABP4不仅表达于内皮细胞，还在SH-HCC肿瘤细胞中异位表达。肝细胞特异性Fabp4过表达可使cHCC小鼠向SH-HCC表型转变，表现为肿瘤负荷增加、肝指数和血清AFP升高、脂质积聚。相反，sgFabp4敲低减少SH-HCC模型肿瘤负荷和AFP，部分逆转脂肪性肝炎表型。BMS-309403抑制FABP4同样抑制肿瘤生长和脂滴形成。F3亚型HCC细胞对BMS-309403更敏感。肝细胞特异性Fabp4敲除可减少肿瘤负荷，增强抗PD-1疗效，并增加CD3+、CD8+和GZMB+免疫细胞浸润。免疫检查点治疗非响应肿瘤中FABP4表达更高。

研究结论

该研究提供了SH-HCC的首个多组学表征，揭示其以脂质代谢重编程和免疫微环境重塑为核心的分子特征。基于33基因的SH-HCC指数可用于诊断、预后分层和治疗选择：高指数者可能更适合TACE，而对索拉非尼和免疫治疗反应较差。组织脂质组12-TAG模型和血清7蛋白模型提供了无创诊断新策略，联合MRI-FF可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FABP4被验证为SH-HCC潜在驱动因子和治疗靶点，其缺失可抑制肿瘤生长、重塑免疫微环境并增敏PD-1阻断。尽管研究存在回顾性设计、样本量有限、血清模型缺乏外部验证等局限，但其为SH-HCC的精准诊疗提供了重要分子框架，支持未来开展前瞻性临床验证和FABP4机制研究。

参考消息：https://gut.bmj.com/content/early/2026/09/22/gutjnl-2026-339304

唾液腺癌整合诊治技术专家共识

Sun, 18 Oct 2026 05:45:00 GMT

CPAM&2026｜王共强：神经系统疾病中医体质研究的范式重构与前沿路径

神经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5:4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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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导读：神经系统疾病谱系涵盖脑血管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脱髓鞘疾病等多种类型，其共同特征在于起病隐匿、病理进程漫长、个体异质性显著。脑卒中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随人口老龄化持续攀升，而现有诊疗模式在早期识别和个体化干预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中医体质学以体质可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为核心命题，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识别与个体化干预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中医体质学以未病先防、欲病早调的理念，将研究视角从已病之治前移至偏颇体质之调，为神经系统疾病的全程管理提供了独特的切入路径。近年来，脑卒中、癫痫、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中医体质临床研究积累了日益丰富的流行病学证据，但体质辨识的主观性与生物学机制的黑箱化仍是制约其精准应用的核心瓶颈。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中医药人工智能-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医药临床研究分会2026年年会暨华夏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中医药人工智能论坛2026年10月16~18日在江西上饶市举办。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

神经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5:2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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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导读：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是一种以4R-tau蛋白异常聚集为病理核心的快速进展性非典型帕金森综合征，中位生存期仅5～8年。近年来，PSP的诊疗范式正经历从临床表型驱动向生物学锚定的深刻转型。诊断层面MDS-PSP标准的实践化推广与定量MRI、FDG-PET代谢网络分析、突触密度PET及血浆生物标志物的多维进展，正在重构PSP的早期识别体系。治疗层面抗tau抗体单药试验的接连失败催生了平台试验模式、联合靶向策略及4R-tau选择性干预等新路径。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由Steele、Richardson和Olszewski于1964年首次系统描述，以垂直性核上性凝视麻痹、轴性肌强直、姿势不稳和早期后仰跌倒为核心临床特征。其病理标志为基底节、脑干、小脑及大脑皮层中4R-tau蛋白阳性包涵体的异常聚集，临床以垂直性核上性眼肌麻痹、姿势不稳、运动减少和认知功能障碍为核心特征。PSP的估计患病率为5～7.1/10万人年，是皮质基底节变性和多系统萎缩的2～3倍，患病高峰年龄为70～74岁。然而，PSP的临床诊断至今仍面临巨大挑战，其表型谱系广泛，与帕金森病及其他非典型帕金森综合征存在显著重叠，且缺乏可靠的独立生物标志物。

PSP诊断的困难具有结构性根源。一方面，其早期表现与帕金森病（PD）高度重叠，临床鉴别依赖的垂直凝视麻痹和轴性症状往往在病程中晚期才充分显现；另一方面，PSP的临床表型本身高度异质，Richardson综合征仅占全部PSP病例的一部分，其余则以帕金森综合征型、皮质基底节综合征型、言语障碍型等多种表型呈现。这种表型与病理之间的解离构成了PSP精准诊疗的核心障碍。

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被一系列方法学突破所改写。种子扩增技术将异常蛋白的检测灵敏度推进到单分子水平，多模态影像学将脑干微结构改变的量化精度提升到亚毫米尺度，而平台临床试验模式则为罕见病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的效率框架。这些进展汇聚成一个清晰的趋势：PSP的诊疗正在从根据症状组合做出综合征诊断，走向依据分子病理特征进行生物学分型与靶向干预。

诊断范式的转型

从临床表型到生物学确认

PSP的诊断标准历经MDS 2017标准的系统化整合，确立了以核心临床特征为基础的分级诊断体系。然而，MDS标准本质上是“临床-病理相关性”的框架，其诊断确定性依赖于对临床表型的模式识别，在疾病早期和表型不典型病例中效能有限。2026年发表的Barcelona PSP注册研究为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前瞻性证据：该研究纳入131例受试者，对提示性PSP（so-PSP）这一最早疾病阶段的诊断演变进行了纵向追踪。结果显示抗扫视速度在so-PSP中较PD和对照组显著降低，而脑脊液α-突触核蛋白种子扩增分析（asyn-SAA）在so-PSP中阴性或低荧光阳性者更倾向于在纵向随访中维持PSP诊断。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定量眼动学提供了客观的、可重复的运动表型量化指标，而asyn-SAA的阴性结果则起到排除突触核蛋白共病理的排除性诊断功能。两者结合构成了在提示性阶段即对诊断进行前瞻性验证的策略。

基于CurePSP护理中心网络的共识声明系统总结了PSP临床管理的12个亚领域的最佳实践，其核心贡献在于将诊断从单一的诊断标签延伸为贯穿病程的功能域评估体系，涵盖运动、眼动、吞咽、睡眠、认知和行为等多个维度。这一多域评估框架的临床价值在疾病修饰治疗试验中尤为关键，当治疗目标从缓解症状转向延缓进展时，评估终点的多维性和敏感性直接决定了试验能否捕捉到真实的治疗效应。

多模态影像的鉴别诊断价值

在PSP与PD的鉴别诊断中，中脑萎缩的视觉评估长期依赖放射科医师的经验判断，可重复性有限。2025年发表的一项多模态MRI研究采用单一3D多回波磁化传递对比梯度回波序列，同时获取中脑/脑桥比（MPR）、黑质致密部（SNpc）体积和红核（RN）磁化率三类定量指标。在73例PD、32例PSP和36例健康对照中，PSP组表现出最小的MPR和SNpc体积以及最高的RN磁化率。单独使用时，三项指标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75、0.883和0.892；而三者联合模型的AUC达到0.939，显著优于任一单项指标。这一结果的方法学意义在于MPR反映的是中脑宏观形态学改变，SNpc体积指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丢失，RN磁化率则捕捉铁沉积这一与tau病理相关的微环境改变。三者从形态、细胞和分子微环境三个层面构成了互补的诊断信息层。

FDG-PET在PSP诊断中的附加价值也得到了系统评估。2025年发表的多中心研究显示，对于T1加权MRI正常或结论不确定的可疑PSP患者，FDG-PET的典型代谢模式（中脑和基底节低代谢）能够提供有临床意义的诊断增益。这意味着在MRI形态学尚未显现明确萎缩的阶段，代谢影像可能成为早期诊断的补偿性工具。

外周生物标志物的突破

如果说影像学解决的是结构改变在哪里的问题，那么体液生物标志物正在回答分子病理是什么这一更根本的问题。2026年发表于Brain的多中心研究评估了血浆神经元来源细胞外囊泡（NDEVs）中tau物种的诊断效能。在包含188名受试者的发现队列和独立验证队列中，PSP患者血浆NDEVs中总tau、4R tau、pTau181和pTau217的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和PD患者。整合这些标志物的逻辑回归模型在发现队列中对PSP与PD的鉴别AUC达到0.963，在验证队列中进一步提升至0.990；在早期阶段患者中，该模型的AUC高达0.987。NDEVs策略的独特优势在于它捕获的是来源于中枢神经元的囊泡，相当于在血液中读取了脑内tau病理的分子信息，同时避免了脑脊液采集的侵入性。

2026年发表于Nature Medicine的多模态生物标志物研究将皮肤α-突触核蛋白SAA与4R tau SAA相结合，同时整合血清神经丝轻链（NfL）检测。结果显示皮肤4R tau SAA对PSP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而血清NfL则可区分多系统萎缩与PD，并反映PSP的疾病严重程度。三种标志物的整合策略不仅提升了鉴别诊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PSP内部的进一步分层。这一多蛋白、多基质策略的哲学基础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共病理现象极为常见，单一蛋白标志物的诊断特异性必然受限于共病理的干扰，而多模态策略通过“相互印证”和“模式识别”来克服这一局限。

血浆pTau217与NfL联合中脑/脑桥比的策略则提供了另一种务实思路。2026年发表的研究显示，这一血液+影像的组合在区分PSP与PD时的AUC达到0.946，与18F-florzolotau tau PET的效能（AUC 0.870）相当，并在独立验证队列中得到确认。考虑到tau PET的高成本和可及性限制，这一低成本替代方案的临床转化前景值得期待。

表1 PSP诊断标志物与影像学分层的前沿进展

类别	技术/指标	样本/模态	关键发现与诊断效能	优势	局限/待验证问题
眼动+CSF	抗扫视速度、CSF asyn-SAA	Barcelona PSP注册研究，131例受试者	so-PSP抗扫视速度较PD和对照显著降低；asyn-SAA阴性或低荧光阳性者纵向更倾向维持PSP诊断	可在“提示性PSP”阶段提供客观、可重复的早期证据；asyn-SAA有助于排除突触核蛋白共病理	需更大规模病理确认队列验证；眼动设备与范式需标准化
多模态MRI	MPR、SNpc体积、RN磁化率	73例PD、32例PSP、36例健康对照	单项AUC分别为0.875、0.883、0.892；三者联合AUC达0.939	单一3D多回波序列同时获取形态、细胞和铁沉积信息，互补性强	扫描协议、分割算法和跨中心校准仍需统一
FDG-PET	中脑/基底节低代谢模式	多中心可疑PSP，MRI正常或结论不确定者	对MRI阴性或不确定病例提供附加诊断增益	可补偿结构影像早期阴性结果	成本高、可及性有限、辐射暴露
血浆NDEVs	总tau、4R tau、pTau181、pTau217	188例发现队列+独立验证队列	鉴别PSP与PD：发现队列AUC 0.963，验证队列AUC 0.990；早期患者AUC 0.987	外周、无创，捕获中枢神经元来源囊泡，相当于“血液读取脑内tau病理”	NDEV分离与检测标准化难；需大规模前瞻性验证
皮肤SAA+血清NfL	皮肤4R tau SAA、血清NfL	多模态生物标志物研究	皮肤4R tau SAA对PSP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血清NfL可区分MSA与PD并反映PSP疾病严重程度	多基质、多蛋白策略，可同时处理共病理和疾病分层	皮肤活检标准化、SAA可及性和重复性待优化
血液+影像组合	血浆pTau217+NfL+MPR	与18F-florzolotau tau PET比较	鉴别PSP与PD的AUC达0.946；tau PET AUC为0.870	低成本、相对可及，有望替代部分tau PET场景	需独立队列验证和跨中心阈值校准

注：AUC为曲线下面积；CSF为脑脊液；asyn-SAA为α-突触核蛋白种子扩增分析；so-PSP为提示性进行性核上性麻痹；MPR为中脑/脑桥比；SNpc为黑质致密部；RN为红核；NDEVs为神经元来源细胞外囊泡；NfL为神经丝轻链。

治疗策略的演进

从对症治疗到疾病修饰的范式转换

PSP的对症治疗长期以左旋多巴试验性治疗为主，但多数患者反应有限且短暂。肉毒毒素注射可用于颈部肌张力障碍和流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对情绪和吞咽功能有一定辅助作用。然而，这些干预均不改变疾病进程。深部脑刺激（DBS）在PSP中的应用经历了从初期的谨慎乐观到理性评估的过程：针对脚桥核（PPN）的低频刺激在部分帕金森综合征为主型患者中显示出步态和平衡的适度改善，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立理想的候选筛选标准和长期安全性数据。DBS在PSP中的经验提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在缺乏疾病特异性病理靶点的情况下，基于症状环路的神经调控策略难以克服多系统退变的弥散性本质。

靶向4R tau的治疗探索

PSP疾病修饰治疗的核心策略是清除或阻止4R tau的异常聚集。然而，早期针对tau蛋白的单克隆抗体试验（tilavonemab、gosuranemab）未能显示临床获益，其原因可能涉及靶向表位的选择、血脑屏障穿透效率以及患者选择中病理确认的缺失。这一挫折推动了对tau靶向策略的重新审视。

AADvac1是一种针对tau蛋白微管结合区（MTBR）的主动免疫疫苗，其理论基础在于通过诱导特异性抗体反应促进tau聚集体的清除。2025年启动的PSP临床试验平台（PTP）将AADvac1作为方案A纳入评估，计划招募146名患者，采用3:1随机化设计，以52周时mPSPRS-15评分的变化为主要终点。PTP的设计创新性在于其多方案主协议（master protocol）架构：受试者加入主方案后，若不符合某一治疗方案的入选标准或对该方案无应答，仍有机会参与同一框架下的其他方案。对于PSP这样患者群体小、招募困难的罕见病而言，这一模式显著提升了试验效率，也使得多种候选疗法可以在共享的评估框架和生物标志物采集方案下进行平行比较。

AZP2006（Ezeprogind®）代表了另一类思路。该化合物通过调节progranulin和TMEM106B通路来干预tau病理相关的神经炎症和溶酶体功能障碍，已在PSP中进入临床评估阶段。从直接清除tau到调节tau病理的微环境，靶向策略的多元化反映了领域对PSP病理机制理解的深化。tau聚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神经炎症、溶酶体功能、铁代谢等过程紧密交织的病理网络。

非多巴胺能通路的干预尝试

NORAPS试验（Noradrenaline for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Syndromes）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设计，评估口服托莫西汀对PSP认知和行为症状的疗效。选择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作为干预靶点有其病理生理依据：蓝斑是PSP中最早受累的脑干核团之一，去甲肾上腺素能投射的退变与注意力、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障碍密切相关，而这些非运动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损害往往超过运动症状本身。NORAPS试验的交叉设计在统计效率上具有优势，但PSP的快速进展可能对洗脱期和序贯效应分析构成挑战。

表2 PSP治疗策略与疾病修饰临床试验进展

策略/药物	靶点/机制	研究设计/阶段	主要终点/评估	关键结果或局限
左旋多巴	多巴胺替代	对症治疗	运动症状	多数患者反应有限且短暂
肉毒毒素	局部胆碱能阻断	对症治疗	颈部肌张力障碍、流涎	可辅助改善局部症状，不改变病程
DBS-PPN	脚桥核低频刺激	小样本/开放研究	步态、平衡	部分帕金森综合征为主型患者步态和平衡适度改善；候选筛选和长期安全性未确立
抗tau单抗	tilavonemab、gosuranemab，靶向tau蛋白	II/III期	临床进展	未显示临床获益；可能受靶向表位、血脑屏障穿透和患者选择影响
AADvac1	靶向tau微管结合区（MTBR）主动免疫	PTP方案A，II期，计划146例，3:1随机，52周	mPSPRS-15评分变化	平台内评估，多方案主协议提高罕见病试验效率
AZP2006（Ezeprogind®）	调节progranulin和TMEM106B通路，干预神经炎症和溶酶体功能障碍	临床评估阶段	安全性/有效性	从“直接清除tau”转向“调节tau病理微环境”
托莫西汀	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	NORAPS，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IIb期	认知和行为症状	靶向蓝斑退变相关非运动症状；交叉设计存在洗脱期和序贯效应挑战
PTP平台	多方案主协议平台	平台临床试验	共享评估框架和生物标志物采集	可平行比较多种候选疗法，提升罕见病试验效率

注：DBS-PPN为脚桥核深部脑刺激；PTP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临床试验平台；mPSPRS-15为改良进行性核上性麻痹评定量表15项；NORAPS为去甲肾上腺素治疗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综合征试验。

挑战与展望

当前PSP诊疗转型面临的核心张力在于生物学定义与临床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皮肤4R tau SAA和血浆NDEVs tau物种检测展现出优异的诊断性能，但其技术复杂性和标准化程度距离常规临床检验仍有显著距离。CSF asyn-SAA在Barcelona注册研究中展现的排除性诊断价值值得关注，但样本量有限，在更大规模病理确认队列中的验证仍是必要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共病理的普遍性及其对治疗应答的影响。皮肤α-SAA在部分PSP患者中的阳性结果提示α-突触核蛋白共病理的存在。这意味着以纯4R tau蛋白病为假设设计的疾病修饰治疗试验，其阴性结果可能部分归因于共病理导致的疾病异质性。未来的临床试验设计可能需要将共病理状态作为分层因素或入排标准的一部分。

PSP临床试验平台的持续运行和扩展以及多模态生物标志物策略的临床验证，将是未来五年决定PSP诊疗格局的关键变量。如果PTP平台能够在共享框架下高效筛选出具有疾病修饰效应的候选疗法，同时多模态标志物能够实现对PSP的生物学亚型划分，那么PSP有望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率先实现精准医学范式的病种之一，从一个高度异质的临床综合征，转变为由分子病理特征定义的、可干预的疾病实体。

参考文献

Painous C, et al. Barcelona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SP) Registry: Clinical, Oculomotor,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Markers; from Suggestive to Definite Cases. Mov Disord. 2026 Feb;41(2):500-508. doi: 10.1002/mds.70086.
Chen T, et al. Multimodal MRI biomarkers optimiz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and Parkinson's disease. Neurobiol Dis. 2025 Oct 15;215:107076. doi: 10.1016/j.nbd.2025.107076.
Zheng Y, et al. Plasma tau-species positive neuron-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Brain. 2026 Mar 6:awag091. doi: 10.1093/brain/awag091.
Li CH, et al. Plasma pTau217 and 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as Differentiative Markers for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From Parkinson Disease. Neurology. 2026 Jan 13;106(1):e214406. doi: 10.1212/WNL.0000000000214406.
Martinez-Valbuena I, et al. A multimodal biomarker strategy to enhance diagnostic precision in neurodegenerative parkinsonism. Nat Med. 2026 Jun;32(6):2073-2082. doi: 10.1038/s41591-026-04398-3.
Bluett B, et al. Best Practices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and Corticobasal Syndrome: A Consensus Statement of the CurePSP Centers of Care. Front Neurol. 2021 Jul 1;12:694872. doi: 10.3389/fneur.2021.694872.
Bellini G, et al.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a dead-end story? A narrative review. J Neural Transm (Vienna). 2025 Aug;132(8):1095-1111. doi: 10.1007/s00702-025-02904-4.
Buchert R, et al. Added value of FDG-PET for detection of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25 Mar 13;96(3):287-295. doi: 10.1136/jnnp-2024-333590.
Durcan R, et al. Noradrenaline for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syndromes (NORAPS):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rossover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ral atomoxetine for treating cognitive and behavioural changes in people with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syndromes in the UK. BMJ Open. 2025 Jul 28;15(7):e099577. doi: 10.1136/bmjopen-2025-099577.
Kang K, et al. Utilizing speech analysis to differentiate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from 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 2023 Oct;115:105835. doi: 10.1016/j.parkreldis.2023.105835.

2026 AHA/ACC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心血管管理指南重磅发布：从普遍应用到精准管理的范式转变

心血管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5:0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自2014年ACC/AHA发布《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与管理指南》以来，围手术期医学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新证据。新的治疗药物和器械不断涌现，对围手术期心血管风险的认识持续深化，旧指南中的部分推荐已不再适应当前的临床实践。为此，ACC/AHA联合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美国核心脏病学会、心律学会、心血管麻醉医师学会、心血管计算机断层扫描学会、心血管磁共振学会和血管医学学会，组织多学科专家对现有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和系统评价，制定了《2026 AHA/ACC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心血管管理指南》，旨在为接受非心脏手术的成人患者提供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和管理的更新推荐，强调基于风险分层的个体化评估、多学科团队协作以及共同决策，并指出了当前证据空白和未来研究方向。

核心要点

1. 围手术期心脏评估的逐步方法帮助临床医生确定何时应进行手术，或何时需要暂停以进行进一步评估。

2. 接受非心脏手术（NCS）患者的心血管筛查和治疗应遵循与非手术患者相同的适应证，仔细安排时间以避免手术延迟，并避免过度筛查和过度治疗。

3. 负荷试验应谨慎进行，尤其是低风险患者，仅在对无论是否计划手术都需要检查的患者中进行。

4. 管理解剖复杂或心血管疾病不稳定的患者时，应强调团队协作医疗。

5. 糖尿病、心力衰竭和肥胖的新疗法具有重要围手术期意义。SGLT2抑制剂应在术前3至4天停用，以降低围手术期酮症酸中毒风险。

6. 非心脏手术后心肌损伤（MINS）不应被忽视，因其对患者具有真实后果。

7. 围手术期新发心房颤动患者卒中风险增加，应密切随访以治疗可逆原因并评估节律控制和长期抗凝需要。

8. 口服抗凝治疗的围手术期桥接应仅选择性用于血栓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患者，大多数情况下不推荐。

9.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原因不明时，急诊聚焦心脏超声可用于围手术期评估，但不应取代全面经胸超声心动图。

主要内容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每年美国约1440万例住院手术和1920万例门诊手术，45%的≥45岁手术住院患者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近25%诊断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每33例手术入院中就有1例发生围手术期死亡、心肌梗死（MI）或缺血性卒中。

团队协作医疗部分强调多学科护理模式跨越医院前、中、后阶段，提供护理效率并改善临床结局，远程医疗和移动健康干预在围手术期管理中的应用证据仍在积累中。凸显了多学科协作在提高围手术期护理质量和患者结局中的关键作用。

风险评估部分阐述了心血管风险指数（如RCRI、NSQIP MICA等）、功能能力评估（如DASI）、衰弱评估（如Fried表型、临床衰弱量表）以及术前生物标志物（BNP/NT-proBNP为2a类推荐，cTn为2b类推荐）在围手术期风险分层中的应用。这些工具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量化风险评估手段，有助于识别高风险患者并指导个体化决策。

术前心血管诊断性检查部分讲解了12导联心电图（对已知冠心病、心律失常等患者为2a类推荐，低风险手术为3类无获益）、心室功能评估（新发呼吸困难或HF体征为1类推荐，无症状稳定患者为3类无获益）、负荷试验（功能能力差且风险升高者为2b类推荐，低风险为3类无获益）、心肺运动试验、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高风险患者为2b类推荐，低风险为3类无获益）及侵入性冠状动脉造影（常规术前不推荐，3类无获益）。为合理选择检查手段、避免过度医疗提供了循证推荐。

心血管合并症与围手术期管理部分阐述了冠状动脉疾病（ACS患者推荐血运重建并推迟手术为1类，左主干狭窄≥50%为2a类，非左主干CAD常规血运重建为3类无获益）、高血压与围手术期血压管理（维持术中MAP≥60-65 mm Hg或SBP≥90 mm Hg为1类推荐）、心力衰竭（包括肥厚型心肌病、肺动脉高压、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左心室辅助装置、心脏移植受者）、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二尖瓣狭窄、慢性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反流、既往TAVI或TEER）、心房颤动、心血管植入式电子器械、既往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延迟择期NCS≥3个月为2a类推荐）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使用验证问卷筛查为2a类推荐）。为各类心血管合并症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提供了系统指导，有助于降低并发症风险。

围手术期药物治疗部分阐述了他汀类药物（继续使用为1类推荐，他汀初治患者围手术期启动为1类推荐）、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术前24小时停用为2b类推荐，HFrEF患者继续为2a类推荐）、钙通道阻滞剂、α2受体激动剂（不推荐启动可乐定，3类无获益）、抗血小板治疗与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非心脏手术时机（球囊扩张后延迟≥14天为1类，ACS后DES延迟≥12个月为1类，CCD后DES延迟≥6个月为2a类，近期支架≤30天为3类伤害；继续阿司匹林为1类推荐）、口服抗凝药（多学科团队管理为1类推荐，高血栓风险患者桥接为2a类，常规桥接为3类伤害）、围手术期β受体阻滞剂（继续使用为1类推荐，新适应证术前>7天启动为2b类推荐，手术当日启动为3类伤害）以及围手术期血糖管理（术前HbA1c检测为2a类推荐，SGLT2i术前3-4天停用为1类推荐，继续二甲双胍为2a类推荐）等方面的内容，强调了围手术期药物管理需个体化平衡血栓与出血风险。

麻醉注意事项与术中管理部分阐述了麻醉技术和药物选择（挥发性麻醉药或全静脉麻醉为2a类推荐，区域麻醉或全身麻醉为2a类推荐）、围手术期疼痛管理（腹部手术硬膜外镇痛为2a类推荐，髋部骨折术前硬膜外镇痛为2b类推荐）、术中监测技术（超声心动图为2a类推荐，体温维持为2a类推荐，临时机械循环支持为2b类推荐，肺动脉导管为2b类推荐）及围手术期贫血管理（氨甲环酸为2a类推荐，铁剂治疗为2a类推荐）。为麻醉方式选择、术中监测和疼痛管理提供了实践指导，有助于保障手术安全。强调了MINS的识别和及时管理对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意义。

围手术期心肌损伤和梗死的监测与管理部分阐述了MINS监测（高风险患者术后24和48小时测量cTn为2b类推荐，低风险患者为3类无获益）、MINS管理（门诊随访为2a类推荐，抗血栓治疗为2b类推荐）及术后STEMI/NSTEMI的管理（STEMI考虑GDMT和ICA为1类推荐）。

特殊人群部分阐述了肝、肾移植前评估及肥胖与减重手术的围手术期管理，为这些特殊患者的临床决策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成本-价值考量部分阐述了生物标志物、12导联心电图、CCTA和负荷试验的成本-价值考量，为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避免低价值检查提供了经济学视角。

证据空白与未来研究方向部分阐述了围手术期护理提供和风险评估、围手术期管理、术前评估、围手术期药物治疗、术中管理及围手术期监测等方面的证据空白，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推动围手术期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

本指南在2014年版本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更新，从普遍应用转向精准管理，强调基于风险分层的个体化评估；明确了多项既往推荐的降级（如非左主干CAD常规血运重建、低风险患者常规心电图和负荷试验）；新增了MINS的监测与管理、SGLT2抑制剂围手术期管理、GLP-1受体激动剂术前停用等推荐；强化了团队协作医疗和共同决策的理念。指南同时指出了大量证据空白，包括围手术期血压阈值、抗血小板治疗时机、RAASi管理、β受体阻滞剂启动策略等，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TCT 2026丨28项最新临床研究，引领全球介入心脏病学新进展

心血管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4:4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20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学术会议（TCT 2026）将在美国圣地亚哥隆重召开。作为全球介入心脏病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TCT 2026 汇聚来自全球的介入心脏病专家、外科医师、影像医师以及护理人员，在推动介入心脏病学发展与规范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届TCT设置了多场 Late-Breaking Clinical Trials / Late-Breaking Clinical Science，分别与 The Lancet、Circulation、NEJM、EHJ、JACC、JAMA等顶级期刊合作，涉及冠脉介入、结构性心脏病、三尖瓣介入、二尖瓣介入、左心耳封堵、TAVR、药物球囊、FFR、肾去神经术等新技术、新器械、新理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TCT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临床研究。

Late-Breaking Clinical Trials: Session 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ancet

北京时间：11月2日 02:45-04:13

Coronary CT Angiography-Guided vs. IVUS-Guided PCI: The Randomized P4 Trial
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引导 vs. 血管内超声引导的PCI：随机P4试验

讲者：Carlos Collet

Sirolimus Coated Balloons vs. Drug-eluting Stents in Native Coronary Vessels: The TRANSFORM II Randomized Trial
西罗莫司涂层球囊 vs. 药物洗脱支架用于原生冠状动脉：TRANSFORM II随机试验

讲者：Bernardo Cortese

A Randomized Trial of Higher vs. Lower Dose Heparin for PCI: The HD-PCI Trial
PCI中较高剂量 vs. 较低剂量肝素的随机试验：HD-PCI试验

讲者：Sanjit S. Jolly

Coronary Sinus Reducer for Refractory Angina in ANOCA: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Trial (REMEDY-PILOT)
冠状窦减容器用于ANOCA难治性心绞痛：随机双盲假手术对照试验（REMEDY-PILOT）

讲者：Kevin Cheng

Late-Breaking Clinical Science: Session I, in Collaboration with Circulation

北京时间：11月2日 06:15-07:45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in the Community: Insights from a Real-World Cohort of 180,977 Men and Women
社区中三尖瓣反流的特征与临床结局：来自180,977名男女真实世界队列的见解

讲者：Rebecca T. Hahn

Transcatheter Tricuspid Valve Replacement with the LuX-Valve Plus System vs. Medical Therapy for Severe TR: The Randomized TRAVEL III Trial
LuX-Valve Plus系统经导管三尖瓣置换 vs. 药物治疗重度TR：随机TRAVEL III试验

讲者：葛均波教授

Transcatheter Tricuspid Valve Intervention in Heart Failure: Key Subgroup Results from the TRIC-I-HF-DZHK24 Trial
心力衰竭中的经导管三尖瓣介入：TRIC-I-HF-DZHK24试验关键亚组结果

讲者：Jörg Hausleiter

One-Year Outcomes with the Amulet 360 Device for 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 The VERITAS Amulet 360 Study
Amulet 360装置用于左心耳封堵的1年结局：VERITAS Amulet 360研究

讲者：Dhanunjaya Lakkireddy

Economic Outcome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TAVR for Asymptomatic Severe Aortic Stenosis: Results from the EARLY TAVR Trial
TAVR用于无症状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经济结局与成本效果：EARLY TAVR试验结果

讲者：Neel Butala

Late-Breaking Clinical Trials: Session I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北京时间：11月3日 01:40-03:10

TAVR or Clinical Surveillance for Moderate Aortic Stenosis: Primary Results of the PROGRESS Randomized Trial

TAVR或临床监测用于中度主动脉瓣狭窄：PROGRESS随机试验主要结果

讲者：Philippe Genereux

Global Burden and Outcomes of Degenerative Mitral Valve Disease: A 30-Year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退行性二尖瓣疾病的全球负担与结局：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30年分析

讲者：Juan F. Granada

Transcatheter Tricuspid Valve Repair with the PASCAL System vs. Medical Therapy for Severe, Symptomatic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Clinical and Health Status Outcomes from the CLASP II TR Randomized Trial
PASCAL系统经导管三尖瓣修复 vs. 药物治疗重度症状性三尖瓣反流：CLASP II TR随机试验的临床与健康状况结局

讲者：Suzanne V. Arnold, Charles J. Davidson

Antithrombotic Monotherapy After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Primary Results of the SIMPLAAFY Randomized Trial

左心耳封堵后抗血栓单药治疗：SIMPLAAFY随机试验主要结果

讲者：Saibal Kar

Late-Breaking Clinical Science: Session I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北京时间：11月3日 06:15-07:45

One-Year Outcomes of the PeriSorb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vs. Drug-Coated Balloon for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Disease: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

PeriSorb生物可吸收支架 vs. 药物涂层球囊用于股浅动脉疾病的1年结局：多中心随机试验

讲者：Yuan Che

Three-Year Outcomes of Sirolimus vs. Paclitaxel-Coated Balloons for Femoropopliteal Artery Disease: The Randomized SIRONA Trial
西罗莫司 vs. 紫杉醇涂层球囊用于股腘动脉疾病的3年结局：随机SIRONA试验

讲者：Ulf Teichgräber

Impact of Non-Culprit Lesion Severity on the Utility of Functional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STEMI and Multivessel Disease: The AIR STEMI Randomized Trial
非罪犯病变严重程度对STEMI合并多支病变患者功能性冠状动脉造影效果的影响：AIR STEMI随机试验

讲者：Simone Biscaglia

Angiography-Derived FFR Versus vs. Wire-Based FFR to Guide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The LIPSIA-STRATEGY Trial
造影衍生FFR vs. 基于导丝的FFR指导冠状动脉血运重建：LIPSIA-STRATEGY试验

讲者：Nicolas Majunke

Intracoronary Delivery of Nicorandil for Prevention of No-Reflow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rimary PCI for STEMI: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
冠状动脉内给予尼可地尔预防直接PCI的STEMI患者无复流：多中心随机试验

讲者：Takashi Muramatsu

Late-Breaking Clinical Trials: Session II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北京时间：11月4日 02:45-04:15

Angiography-Derived FFR vs. Usual Care for Lesion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in All-Comers PCI: Final Results of the PIONEER IV Randomized Trial
造影衍生FFR vs. 常规护理用于所有PCI患者的病变选择与优化：PIONEER IV随机试验最终结果

讲者：Patrick W. Serruys

Platelet Function Testing to Guide P2Y12 Inhibitor De-Escalation After ACS: The EPIC17-VERONICA Randomized Trial
血小板功能检测指导ACS后P2Y12抑制剂降阶治疗：EPIC17-VERONICA随机试验

讲者：Iñigo Lozano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adiofrequency Renal Dener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mary Results of the SPYRAL AFFIRM Post-Approval Study
射频肾去神经术在美国的安全性与有效性：SPYRAL AFFIRM批准后研究主要结果

讲者：David E. Kandzari

Single vs. Double ProGlide Devices for Access Site Closure After Transfemoral TAVR: The SINGLE-CLOSURE Trial
单 vs. 双ProGlide装置用于经股TAVR后穿刺点闭合：SINGLE-CLOSURE试验

讲者：王建安教授

Long-Term Survival after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for Unprotected Left Main Disease (the IRISMAIN Registry):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Multinational Cohort Study
无保护左主干病变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后的长期生存（IRISMAIN注册研究）：前瞻性、多中心、多国队列研究

讲者：Duk-Woo Park

Late-Breaking Clinical Science: Session II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北京时间：11月4日 04:20-05:50

Percutaneous Transcatheter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Mitral Regurgitation: 2-Year Outcomes from the ENCIRCLE Trial
经导管二尖瓣置换用于症状性二尖瓣反流患者：ENCIRCLE试验2年结局

讲者：John G. Webb

The ProtEmbo® Cerebral Protection System During TAVR: Final Results of the Randomized PROTEMBO IDE Trial
TAVR期间ProtEmbo®脑保护系统：随机PROTEMBO IDE试验最终结果

讲者：Susheel K. Kodali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with the JenaValve Trilogy System for Aortic Regurg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a 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The JENA-VAD Study
JenaValve Trilogy系统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用于左心室辅助装置患者的主动脉瓣反流：JENA-VAD研究

讲者：Torsten P. Vahl

Routine Post-Dilation vs. Conventional Deployment for Balloon-Expandable TAVR: The Randomized DUOTAP Trial
球囊扩张式TAVR常规后扩张 vs. 传统释放：随机DUOTAP试验

讲者：Maximilian Autherith

Transcatheter vs. Surgical AVR for Symptomatic, Severe Aortic Regurgitation: One-Year Outcomes from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
经导管 vs.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用于症状性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多中心随机试验1年结局

讲者：YAOFU ZHENG

梅奥经验证实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优于一线治疗

血液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4:2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BPDCN）是一种罕见的侵袭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来源于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前体，估计患病率约为0.04/10万。尽管2018年FDA批准了tagraxofusp（CD123靶向细胞毒素），2026年批准了pivekimab sunirine（CD123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但中位总生存期（OS）仍仅为约18–24个月，若无巩固性allo-HCT，难以实现持久缓解。此外，目前预后和治疗数据多来自异质性队列，尚不清楚哪种一线治疗方案最能有效桥接患者至可能治愈的allo-HCT。

梅奥诊所学者分析了接受治疗的70例 BPDCN 患者，以描述基线疾病特征，评估与 alloHCT 桥接相关的一线治疗模式，并确定生存的临床和基因组预测因子。

研究方法

研究类型：回顾性单中心研究（Mayo Clinic，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明尼苏达州）

纳入患者：70例BPDCN患者

检测方法：部分患者诊断时接受47基因panel的二代测序（NGS）

统计方法：

Fisher精确检验、卡方检验、Mann-Whitney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allo-HCT作为时间依赖性协变量

预设200天（6.6个月）landmark分析以校正 immortal-time bias

复发和非复发死亡作为竞争风险（Aalen-Johansen）

排除：3例接受自体HSCT的患者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

中位年龄：69岁（范围19–94），男性占81%

常见表现：

皮肤受累：79%

骨髓受累：74%

淋巴结肿大：49%

脾肿大：28%

CNS受累：13%

合并血液系统恶性肿瘤：25%（最常见为CMML或MDS）

异常核型：24%（12/49可评估），其中6例为复杂核型

一线治疗模式

可评估患者53例，方案包括：

tagraxofusp：19%

AML方案：36%

ALL方案：26%

淋巴瘤方案：11%

其他：8%

年龄差异显著（p<0.001）：

年轻患者多用ALL型/Hyper-CVAD方案（中位年龄45岁）

老年患者多用AML型、tagraxofusp或淋巴瘤型方案

完全缓解（CR）率：

ALL型方案最高（Hyper-CVAD ± 维奈克拉：92%）

AML型：74%（强化化疗89%，HMA+维奈克拉63%）

tagraxofusp：60%

桥接移植率：

tagraxofusp：70%

ALL：62%

AML型：33%

淋巴瘤型：17%

其他：0%

Fisher精确检验 p=0.04

生存结局

中位OS：14.5个月（95% CI 11.7–20.8）

allo-HCT：19例（31%）接受allo-HCT，与OS改善相关（51 vs 10个月，p<0.01）

200天landmark分析：确认allo-HCT获益（log-rank p=0.037）

allo-HCT后生存：

3年OS：51%

5年OS：28%

3年无复发生存：6/17

5年无复发生存：3/15

非移植患者：仅2/43可评估患者在3年时存活

最长生存者：4例存活约4–9年，均接受allo-HCT，移植前达到CR

移植相关结局

移植前状态：17/19可评估患者移植时均处于CR

非复发死亡（NRM）：

12个月：12%

24个月：25%

主要原因：GVHD（4例）、脓毒症（2例）

复发累积发生率：

12个月：6%

24个月：21%

NRM显著高于复发作为治疗失败原因（p<0.01）

多因素分析

allo-HCT：独立改善生存（HR 0.34，95% CI 0.15–0.76，p=0.009）

异常核型：独立不良预后（HR 3.04，95% CI 1.31–7.07，p=0.010）

年龄≥50岁：独立不良预后（HR 3.14，95% CI 1.02–9.66，p=0.046）

男性：单因素不良（HR 2.9，p=0.02），多因素调整后不显著（p=0.07）

基因组学

24例接受NGS，中位突变数3（范围0–7）

常见突变：TET2（18例）、ASXL1（14例）、NRAS（7例）、SRSF2（7例）

SRSF2突变：单因素预测较差OS（15 vs 51个月，p=0.02），多因素调整后不显著

无突变预测allo-HCT接受或诱导缓解

合并髓系恶性肿瘤

合并CMML或MDS与allo-HCT接受率（25% vs 36%，p=0.54）或OS（p=0.73）无关

总结

allo-HCT是BPDCN实现持久缓解的核心治疗。

一线治疗的主要价值可能在于安全桥接患者至allo-HCT，而非单纯诱导缓解。

异常核型是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

前瞻性研究应评估CD123靶向和联合方案（如阿扎胞苷-维奈克拉+ tagraxofusp）在提高allo-HCT 适合性、减少复发和改善生存方面的能力，而非仅关注缓解率。

参考文献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ather than specific front-line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survival in 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 the Mayo Clinic experience. Haematologica. 2026 Oct 1. doi: 10.3324/haematol.2026.301790

【BMT】血液恶性肿瘤非去T移植中的ATG暴露影响结局：BMT CTN 1202真实世界分析

血液新前沿 — Sun, 18 Oct 2026 04:00:00 GMT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异基因造血细胞移植（HCT）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有效甚至可治愈手段，但移植相关死亡（TRM）和疾病复发仍是主要问题。早期CD4+免疫重建（CD4+ IR，即Day+100时CD4+ > 50/µL）可降低感染、TRM和慢性GVHD风险，从而提高总生存（OS）。

兔抗胸腺细胞球蛋白（rATG）用于预防移植物排斥和GVHD，但传统按体重给药（mg/kg）导致移植后rATG暴露量差异很大。前期研究建立了rATG群体药代动力学（PK）模型，发现体重和绝对淋巴细胞计数（ALC）是rATG清除的主要预测因素。

移植后rATG暴露量过高会延迟CD4+ IR并导致不良结局；欧洲PARACHUTE和美国PRAISE IR等前瞻性试验表明，基于PK模型的给药（model-based dosing，MBD）可改善结局，但主要在儿童和年轻患者中，成人非去除T细胞（T-replete）HCT的数据有限。

学者基于血液与骨髓移植临床试验网络（BMT CTN）1202研究，评估了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队列中rATG暴露（包括未暴露）的影响，检验了以下假设：“最佳”rATG暴露可改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非去除T细胞HCT的结局。

研究方法

回顾性PK/PD分析，数据来自BMT CTN 1202研究（前瞻性多中心队列）。

纳入325例首次接受T-replete HCT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其中228例接受rATG，97例未接受rATG（no-ATG组）。

使用经验证的群体PK模型（Admiraal等，通过InsightRx平台）模拟移植后rATG暴露量，以AUC表示（单位：AUxd/mL）。

预先定义的暴露分组：A组<30，B组30–55，C组≥55 AUxd/mL。

主要终点：OS；次要终点：CD4+ IR、复发、aGVHD、cGVHD、TRM。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

中位年龄51岁（范围4–74），93%为成人（>18岁），43%为女性。

60%接受清髓性预处理，74%使用外周血移植物，26%使用骨髓。

rATG中位剂量5 mg/kg，中位开始时间移植前3天（范围-11至-1）。

rATG组中位移植后暴露量44.1 AUxd/mL（范围6.2–125.0）。

结局

OS：5年OS随rATG暴露增加而下降：A组67%，B组49%，C组34%，no-ATG组51%（p=0.007）。年龄也是OS的预测因素（HR 1.02/年，p<0.001）。

CD4+ IR：暴露越高，CD4+ IR率越低：A组73%，B组51%，C组19%，no-ATG组64%（p=0.003）。外周血移植物比骨髓更易实现CD4+ IR（OR 3.24，p=0.02）。

复发：5年复发率随暴露增加而升高：A组27%，B组42%，C组58%，no-ATG组31%（p<0.001）。C组 vs no-ATG的调整HR为2.73（p<0.001）。年龄和TBI使用也增加复发风险。

GVHD：2–4级aGVHD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任何rATG暴露均与较低的中度/重度cGVHD相关（HR 0.63，p=0.025）。

TRM：各组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A组17%，B组21%，C组22%，no-ATG组25%，p=0.48）。年龄增加TRM风险（HR 1.03/年，p=0.002）。

死亡原因：164例死亡中，45%为原发病，20%为GVHD，15%为感染。GVHD相关死亡率在A组最低（2%），B组12%，C组9%，no-ATG组13%。

中性粒细胞植入：各组相似（A/B/C组98%，no-ATG组99%）。

总结

移植后rATG暴露量<30 AUxd/mL与更高的OS、更快的CD4+ IR和更低的复发概率相关。

但完全省略rATG（no-ATG组）结局反而更差，主要由于GVHD相关死亡增加。

这是首个在主要为成人T-replete HCT队列中，将rATG暴露与no-ATG组进行比较的真实世界研究。

与既往以儿童为主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中高rATG暴露主要与复发增加相关，而非TRM。

参考文献

Bone Marrow Transplant . 2026 Oct 1. doi: 10.1038/s41409-026-0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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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18 Oct 2026 03:40: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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