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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接连曝出利益关系和资金争议，副防长、前情报高官及白宫幕僚受到关注

Sun, 18 Oct 2026 17:33:53 GMT

特朗普身边多名官员和政治盟友近日接连卷入涉及资金往来、商业利益及政府权力运作的争议。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侵吞近2亿美元政府资金的案件、国防部副部长与涉案人员的关系、特朗普前私人律师丈夫涉及的数百万美元捐款纠纷，以及前白宫新闻秘书丈夫曾任职的投资公司与朝鲜之间的商业联系。

Wikimedia Commons｜作者：Liam Enea

美国政治评论员卢西恩·K·特拉斯科特四世10月16日在个人Substack通讯发表署名评论《一周丑闻：这些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援引美国多家媒体近期的调查报道，将上述事件联系起来，批评特朗普政府内部复杂的商业关系和潜在利益冲突。

其中一条线索涉及已经被辞退的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在她上任后，媒体开始调查丈夫泰勒·扎卡里亚的商业经历。

《新闻周刊》10月15日报道，泰勒曾于2007年至2013年在北京任职于舒尔茨全球投资公司。就在他任职期间，这家公司曾向朝鲜企业提供贷款，涉及矿业等项目。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泰勒本人直接参与了这些贷款交易。

根据泰勒目前任职的2521娱乐公司的介绍，他在中国工作期间还曾参与组建朝鲜业务团队。

2018年，舒尔茨全球投资公司演变而来的SGI前沿资本被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瑟伯罗斯资本管理公司收购。

瑟伯罗斯的联合创始人正是现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费恩伯格。

收购发生在泰勒离开原公司多年之后，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费恩伯格参与了公司此前对朝鲜企业的贷款。

费恩伯格本人也因与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关的档案受到关注。

美国非营利监督组织政府监督项目（POGO）今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出费恩伯格的名字至少出现在20份爱泼斯坦档案中，他创办的瑟伯罗斯则出现在360份文件中。

部分电子邮件显示，瑟伯罗斯与爱泼斯坦的商业伙伴存在资金往来。相关文件还涉及德意志银行。不过，这些记录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费恩伯格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犯罪活动。

特拉斯科特重点提及的另一事件，是CIA前高级官员戴维·拉什侵吞政府资金的案件。

CBS 和 NBC报道，拉什10月6日在法庭上承认电信欺诈罪。他利用职务便利，虚构高度机密的情报项目，骗取美国政府近1.94亿美元资金，并用这些钱购买佛罗里达州豪宅、黄金及其他奢侈品。

调查人员从他的住所查获价值约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和35块名贵手表。执法机构最初公布的金条数量为303根，随后修正为298根。检方还披露，拉什曾向外国官员透露美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信息。

这起案件与费恩伯格之间存在一条更直接的联系。NBC此前报道，费恩伯格进入五角大楼后，曾推荐拉什担任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人，参与包括核潜艇在内的敏感海军事务。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费恩伯格知晓拉什虚构情报项目、侵吞公款的行为。

特拉斯科特还将费恩伯格负责的国防事务与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战争政策联系起来。

除了国防部，特朗普前私人律师阿丽娜·哈巴与前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雷内尔之间的纠纷，也揭示了特朗普政治圈内部围绕资金和商业利益的激烈争执。

据Axios新闻网站10月14日报道，哈巴近日向特朗普投诉，指控格雷内尔没有将丈夫、土耳其商人图尔汉·米尔登提供的约560万美元捐款转交肯尼迪中心。

格雷内尔曾担任肯尼迪中心负责人。

这笔争议资金与米尔登此前向一家美国企业支付的1760万美元商业款项有关。哈巴方面认为，其中一部分原本应作为肯尼迪中心捐款，但中心没有收到相应款项。

格雷内尔坚决否认有关指控，称自己从未要求米尔登将捐款转给其他机构，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款项。

特朗普已经要求白宫法律顾问威尔·沙夫审查有关争议。白宫官员强调，目前只有双方说法，尚无法认定是否存在资金被挪用的情况。

这场纠纷背后还涉及委内瑞拉的商业利益。据Axios报道，格雷内尔曾推动美国与马杜罗政府恢复关系，而米尔登在委内瑞拉拥有大量商业利益。双方原本关系密切，后来因商业关系恶化而发生冲突。

特拉斯科特在评论中暗示双方曾争夺委内瑞拉石油利益。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人物是特朗普的老朋友、前模特经纪人保罗·赞波利。他曾帮助特朗普结识梅拉尼娅，并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全球伙伴关系特使。

据CNN和POLITICO报道，赞波利近日因与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之间持续数月的内部争执而离职。争执涉及国务院内部的指挥体系和职权范围。

特拉斯科特还提到赞波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商业活动，并质疑他与亲俄罗斯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不过，公开报道能够确认的是他的离职及内部争执，尚不足以认定他在当地从事了违法商业活动。

特拉斯科特在文章结尾将这些事件视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表现，认为从国防采购、金融交易到外交任命，政治权力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界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他还讽刺说，到了2028年，特朗普可能需要签署大量赦免令，才能让身边陷入争议的人免于承担法律后果。

观点：川普及其分赃集团正在进行美国“大革命”

Sun, 18 Oct 2026 16:13:46 GMT

Information-Justice｜信息正义

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粉碎或摧毁他们所谓的“行政国家”（而我们其他人称之为美国政府）。

——安妮·阿普尔鲍姆

根据PBS电视台《交锋时刻》(Firing Line)2026年9月25日节目编译。在本期《交锋时刻》节目中，主持人玛格丽特·胡佛（Margaret Hoover，美国第 31 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曾孙女，著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政治战略家、媒体名人、作家)与记者兼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简介参见该链接前言）坐下来，讨论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的封面文章《分赃帝国》(Empire of Grift)。该文认为，第二届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当于一场由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和空劫盗贼（贪腐官僚）联盟驱动的“革命”。双方的对话涵盖了从伊朗、委内瑞拉到美中关系、乌克兰战争，以及白宫新增宴会厅的政治涵义等多个议题。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okBq3W_E-o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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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胡佛专访安妮·阿普尔鲍姆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译：新约客

编：临风，溪边愚人，Brandi，新约客

川普未向伊朗人民伸出援手

玛格丽特·胡佛：安妮·阿普尔鲍姆，欢迎再次来到《交锋时刻》。

安妮·阿普尔鲍姆： 感谢邀请。

玛格丽特·胡佛： 川普总统这周（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他面临着与伊朗达成协议或“彻底消灭伊斯兰共和国”的选择。在他任期的这个阶段，世界各国领导人该如何判断哪些威胁是认真的？

安妮·阿普尔鲍姆：分析川普总统外交政策的难点在于，他自己并没有一套系统战略。所以他在任何时刻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声称要“消灭他们”实际上可能反而帮了伊朗政权的忙，因为这会让伊朗国内的民众感到恐慌，觉得需要政权的保护。

我认为另一个要点是，川普并未向伊朗人民伸出援手。他在刚开始时稍微尝试过，谈到了政权更迭，但此后再也没提及。他不谈伊朗的民主，不谈改善伊朗人的生活，也不谈促进中东的繁荣。曾经定义美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目标，在他的任何言论中都听不到了。这无法给伊朗人民带来任何希望、愿景或对美国的期待。他所做的只是让局势更加两极分化，并强化了该政权的宣传统一口径。

玛格丽特·胡佛：撇开可行性不谈，在目前伊朗冲突的局面下，美国的“胜利”会是什么样子？

安妮·阿普尔鲍姆：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胜利。我想，一种胜利的定义是回到先前的现状——回到我们以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为一条自由航道的通商路线。而真正的胜利将是伊朗实现政府更迭，建立一个更加人道、非神权统治的政权，一个旨在促进伊朗人民繁荣的政权。这对该地区、对伊朗人以及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但美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显然也从未有过。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帮助该国走出冲突、走向新形态的具体构想。

是什么让川普现政府成员成了“革命者”？

安妮·阿普尔鲍姆为《大西洋月刊》10月号撰写的封面文章。标题为《分赃帝国——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Empire of Grift：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玛格丽特·胡佛： 您在《大西洋月刊》最新的封面文章中提出，第二届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类似于一场建立在右翼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与分赃贪腐者“邪恶联盟”基础上的“革命”。您引用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什么让现在的川普政府成员成为了“革命者”，而不仅仅是一群偶然暂时掌握权力的投机分子？

安妮·阿普尔鲍姆：很明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中，你都能看到这一点：这些人正如你所说，并不把自己视为“暂时掌权、下次选举可能会输掉、正在继承和延续数十年美国传统”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粉碎或摧毁他们所谓的“行政国家”（而我们其他人称之为美国政府）。他们想要粉碎和破坏美国的国际关系。他们不把美国视为全球民主国家联盟的自然领袖。他们不希望美国去推广民主，也不希望美国本身被视为自由民主的灯塔。

他们将美国定义为一个族群国家(ethnic nation)，一种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文明，并且希望在全世界推广这种文明；但他们对欧洲尤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把欧洲人视为血脉同胞。这种观念与以往大多数美国政府的思考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剧烈差异，甚至很难去向人们解释这种转变有多彻底。至少自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一直充当着推动民主、特别是法治、国际贸易和可识别规则的力量。

玛格丽特·胡佛：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多元主义。您在报道中观察到，美国外交政策在海外不再由训练有素的外交官或可靠的官员代表，而是由“非官方密使、私人公司、网络骗子和铁杆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所代表，他们在推行各自的商业和意识形态目标。这些意识形态分子是谁？他们相信什么？

安妮·阿普尔鲍姆： 这些意识形态分子坚信美国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基督教国家，起源于一个建国群体及其后代，而这就是它的核心本质。这些人的文明就是美国应该推崇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寻找认同这种世界观的盟友。

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坚信这种文明应当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其所在的西半球。为此，他们推行了一系列带有殖民或帝国主义色彩的项目。因此，无论是在加拿大、格陵兰岛，还是最引人注目的委内瑞拉，他们都认为自己拥有更优越的文明，需要重掌主导权，并掌控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这个半球的其他国家。

玛格丽特·胡佛： 您指出，这些“革命者”有着将其意识形态向全球输出的诉求。为什么仅仅在本土赢得胜利是不够的？

安妮·阿普尔鲍姆： 他们不想仅仅在国内获胜，因为为了巩固他们正在做出的改变，他们需要其他国家也接受、同意并顺应他们。正如布尔什维克希望周围的所有人也都变成布尔什维克以巩固其权力一样，“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也认为它需要在其他国家拥有盟友，以维持其对美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分赃集团”

玛格丽特·胡佛： 您毫不客气地称川普政府为“分赃式美国政权”(predatory American regime)，将其周围的人称为“分赃集团”(clan of predators)。什么是分赃集团？谁又是分赃者？

安妮·阿普尔鲍姆： 每当发生革命，人们拆除旧体制时，总会有其他人试图从中牟利。在美国的例子中，你看到了一系列的利益企业：科技公司、矿业公司、加密货币——加密货币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每个极右翼政党都与加密货币有联系——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因此，这些公司现在正试图利用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为自己赚钱。同时，你也看到与川普及其家族相关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美国政治中相当剧烈的变化：直接利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去致富（例如总统的女婿）。这是前所未有的。

玛格丽特·胡佛： 这个分赃集团的国际目标是什么？

安妮·阿普尔鲍姆： 分赃集团的国际目标是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赚钱，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不受监管。这在欧洲尤其明显：你看到科技公司（埃隆·马斯克是其中最响亮的声音）也在试图支持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因为这些政党反对欧盟，而欧盟是唯一有能力对他们进行监管的机构。

委内瑞拉与古巴

玛格丽特·胡佛： 当川普总统本周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他吹嘘自己赶走了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并在演讲中说“战利品归胜者所有”。这是否代表了这种分赃型意识形态？

安妮·阿普尔鲍姆： 这是一种分赃型的意识形态和分赃式行为。我刚去过委内瑞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川普政府与当前委内瑞拉政权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政权依然是那个政权，他们赶走了马杜罗，但他的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仍然掌权。川普本周还在纽约与她会面，所以美国现在正在与她非常密切地合作。我听过对这种关系最贴切的描述是：它是“两个腐败寡头政权的联合”。因此，你有两个分赃集团在合作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带来的好处既不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也不属于委内瑞拉的民主（这曾是美国过去在拉丁美洲所支持的），而是属于那些要么与罗德里格斯政府密切、要么与川普政府密切的商人。

玛格丽特·胡佛：为什么围绕这样的意识形态以及行使权力者的个人利益来重新设计美国外交政策是危险的？

安妮·阿普尔鲍姆：美国的外交政策本应造福于所有美国人，本应让美国走向繁荣。你需要建立能够长期维持的互惠关系，这些关系将在未来几十年（而不仅仅是未来一年或两年）造福美国企业。当你的外交政策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颠覆或推翻友好政府；当它的目的是以牺牲其他长期关系为代价，去充实少数与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个人的口袋时，这对美国是没有好处的。久而久之，美国人会感受到其后果，你会在文化和政治上感受到它，也会在经济上感受到它。我们已经在与加拿大接壤的各个州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些地方的贸易出现了下滑。过去，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是安全担保人、是北约的领袖，欧洲对美国公司和投资者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崇，而这些东西很多都将烟消云散。

玛格丽特·胡佛：这对美国来说将产生真正的后果。

安妮·阿普尔鲍姆：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玛格丽特·胡佛：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重申了他的预测，即古巴将会倒台，自由将降临古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与川普政府有关系的商人已经在为后共时代的古巴经济制定计划。古巴会是您所描述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与分赃者联盟的下一个案例研究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 我对古巴人民的希望是，他们能过渡到一个更好的政府，至少是一个拥有少许民主、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的政府。如果美国能够促成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我所担心的是——刚去过委内瑞拉并与当地许多观察局势的人交谈后——可能会展开一个类似的剧本：由另一个专制政权控制该岛，并以某种方式与美国企业达成交易。我认为那将是非常悲惨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两年发生的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按照最初设想的方式正常运转。

玛格丽特·胡佛：川普总统在纽约发表的讲话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将由其他人继承他。问题是，当一个新人上台时，川普的“革命”和他的“革命者”们会怎样？损害已经造成了，还是有办法修复？

安妮·阿普尔鲍姆：首先，这取决于下一任总统是谁。当然，如果是J.D.万斯(J.D. Vance)总统，我认为他会把这场“革命”推得更远。J.D.万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沉浸在新右翼或极右翼的哲学和思想中。因此，他在意识形态上非常致力于这一项目——既致力于改变、塑造甚至破坏美国的自由民主，也致力于将这一项目推向海外。他在一些出访活动中也明确这样表达过。

玛格丽特·胡佛： 美国即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反对党控制国会两院（或至少一院）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您所报道的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打破？

安妮·阿普尔鲍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席位数字：对众议院的控制力有多大，是否控制参议院。在技术上，国会确实拥有财权，能够阻止一些事情。我认为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和政治的很多焦点将转回国内，所以我对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不抱太大的希望。但确实，如果他们想做，如果他们拥有多数席位和足够的人数，国会就可以开始阻拦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两年发生的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按照最初设想的方式正常运转。拥有一个不同构成的国会有所帮助，但它无法终结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川普渴望成为习近平

玛格丽特·胡佛：川普总统本周在白宫接待了习近平。习近平是您撰写过的大量文章中所指出的全球专制网络领导人之一。《纽约时报》报道称，习近平正在向川普施压，要求其继续推迟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武器供应案。当这两个人走到一起时，您在关注什么？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对川普对待习近平的态度感到担忧，因为他经常把习近平谈论为一个他崇拜其权力、崇拜其政治体制的人。习近平不必担心记者、法院和透明度，也没有人关注他的家人赚了多少钱。所以，我担心川普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将自己定位为“渴望成为像习近平那样的人”的总统。这就是让我担心的：川普不会表现得像美国人民的代表，而是表现得像是在与一个他所崇拜的人对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担心的当然是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否会被削弱；还有美国是否还致力于去抗衡中国对非洲的主导地位，或者……

玛格丽特·胡佛： 中国对俄乌战争的资助。

安妮·阿普尔鲍姆： 对，或者伊朗战争。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是否愿意对抗这些事情，并理解中国是挑战美国的专制网络的一部分？还是他只会简单地说：“你是我非常崇拜的人，我们干脆一起做生意吧”？

玛格丽特·胡佛： 习近平在国宴上受到了款待，美国科技界高管（尤其是前沿 AI 技术的 CEO 们）也出席了，从埃隆·马斯克到杰夫·贝佐斯、英伟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这次 AI 领域 CEO 的聚会，正好发生在人们对 AI 可能以某种方式毁灭人类的隐忧普遍上升之际。作为冷战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者，我想问您：过去我们曾看到美国及其对手联合起来，限制可能终结人类存在的技术的扩散。1990年，罗纳德·里根曾作为嘉宾参加了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主持的原版《交锋时刻》，讨论了与苏联就从欧洲撤出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视频剪辑)

罗纳德·里根： 我们向苏联提出了“双零方案”的挑战。他们销毁他们的，我们就不部署我们的。他们愤而离席退出关于双零方案的会议，所以我们开始部署巡航导弹和另一种形式的武器来对等中程核武器。突然之间，苏联人回到了谈判桌前，信不信由你，他们用了我们的词汇。他们说，让我们谈谈“双零”吧。最终，我们签署了条约。

玛格丽特·胡佛：在思考美国及其对手（尤其是中国）如何合作遏制失控的技术时，防止核扩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用的模型或框架？

安妮·阿普尔鲍姆： 在技术层面上它并不实用，因为技术截然不同。它不是去限制 AI 的数量（核谈判就是这么做的）。但在更广泛的层面，去思考我们如何与竞争对手合作建立规则或商业条款，以限制造成破坏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类比。你刚才问我这次会面中我害怕什么。在川普与习近平的交易中，我害怕的另一件事是他根本不理解这种威胁——可能出于他自己的原因，他的家族在 AI 领域有投资，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他担心股市，他不想触及这个话题。他不想谈论它，他想驳斥 AI 的危险然后直接绕过去。

乌克兰战争“待价而沽”？

玛格丽特·胡佛： 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本周在纽约会面，讨论如何平息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针对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川普将柴油价格飙升归咎于这些打击，尽管大多数能源专家指出主因是伊朗的战争。川普真的相信是乌克兰而不是伊朗导致了高油价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怀疑他并不是真的相信。我认为他试图转移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看，自从川普第二次当选总统以来，我们与乌克兰谈判的问题在于，川普一再拒绝向俄罗斯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为了让战争停止，俄罗斯必须停止入侵。是俄罗斯在步步紧逼，是俄罗斯在试图占领更多领土。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之前谈到的部分——他的赴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们多次访问莫斯科、一次访问基辅，不仅仅是为了谈判结束战争。他们还在谈判商业交易。

玛格丽特·胡佛：您在文章里写到了这一点。您提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正在与俄罗斯为美国公司谈判战后的能源和矿产协议。虽然白宫对此予以否认，但听起来这场战争的结局像是被公开拿来出售一样。

安妮·阿普尔鲍姆：你提到白宫否认了。但我知道这确实发生了。威特科夫曾对其他欧洲人说：“不要感到惊讶，我正在与俄罗斯谈判。”白宫否认了，但当时在场并亲耳听到的人告诉我这是真的。

玛格丽特·胡佛：所以您知道威特科夫在撒谎？还是知道白宫在撒谎？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的意思是，白宫否认一切，所以……

玛格丽特·胡佛：对，所以不必对这种否认太当真？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不会太当真。

玛格丽特·胡佛：所以结束战争的紧迫性，实际上是出于美国商人及其同僚的利益。

安妮·阿普尔鲍姆：结束战争的紧迫性，以及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的紧迫性。因为库什纳最近在基辅的一个会议上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所要做的就是从领土上撤退，然后战争就会结束。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真的。但这其实也是在说：“我们希望乌克兰人投降，这样我们就能结束战争，大家就能继续做生意。”我还应该说，这代表了对这场战争本质的根本误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把这场战争看作某种房地产纠纷——谁控制这块土地。

玛格丽特·胡佛：他们相信战争的结局是可以出售的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想他们相信，如果抛出足够大的胡萝卜，所有人都会说“好吧，大家都能赚这么多钱，战争就会结束”。但俄罗斯想统治乌克兰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俄罗斯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想主导乌克兰，它想摧毁乌克兰的民主，因为乌克兰的民主对其统治形式构成了挑战。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似乎根本不具备理解这种动机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商人，用商业思维去思考，想象着通过用商业术语谈判就能结束战争。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这是错的。

白宫属于所有美国人还是属于川普？

玛格丽特·胡佛：您曾非常直言不讳地谈到肯尼迪中心对您的重要性。您在文章中写道，川普出于纯粹的虚荣心迫使它走向破产；看着总统“系统性地破坏一个又一个机构”可能让您变得激进了。川普总统新建的宴会厅，是否印证了您在《分赃帝国》中提出的更广泛观点？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的，你看，白宫以那种风格建造是有原因的。它原本被设计为一个适度的、古典的、对称平衡的建筑。它不是宫殿，而是一位小写“r”开头共和制(republican)领导人的谦逊住所。如果你看过那个宴会厅设计草图，添加一个庞大的扩建部分，会使原本18世纪的原建筑显得微不足道。这是一种贬低原始建筑及其背后理念的方式。

玛格丽特·胡佛：是的。

安妮·阿普尔鲍姆：建筑绝非偶然或无意之举，它反映了我们是谁，我们的环境会影响我们。华盛顿的建筑旨在表达民主与自由的理想。破坏它们就是破坏这些理念，这绝非小事。我认为白宫遭到的破坏，是川普试图重塑这个机构本身。这不仅仅是建筑物的问题，这是在改变“成为美国总统”的涵义。白宫本应属于每一位总统，无论左翼、右翼、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多年来它属于许许多多的人。纪念碑、史密森学会，这些都是属于所有美国人的。而川普却在说：“不，它们是属于我的。”

玛格丽特·胡佛：如果建筑表达了政治价值，那么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宴会厅？

安妮·阿普尔鲍姆：拆掉它。好吧，我们确实可以有一个宴会厅，我不反对建宴会厅的想法，但它必须符合比例。它需要成为白宫建筑群的一部分，看起来像是属于普通美国人，而不是属于寡头。

玛格丽特·胡佛：所以需要重建它以体现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价值观。

安妮·阿普尔鲍姆：美国的价值观。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玛格丽特·胡佛：安妮·阿普尔鲍姆，感谢您来到《交锋时刻》。

安妮·阿普尔鲍姆：谢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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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信息正义”

观点：民主党应当重新审视对巴勒斯坦的立场

Sun, 18 Oct 2026 14:21:47 GMT

Information-Justice｜信息正义

Peter Beinart

民主党人必须从拜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现在就支持巴勒斯坦举行选举。

——彼得·贝纳特

【前言】关于巴以问题，太多政客说支持“两国方案”时，只是为表态而表态。因为“两国方案”曾获得普遍支持，所以，如此表态似乎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但是，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只有“两国方案”这个单一选项，近些年来，更因为以色列在西岸的急剧扩张使得“两国方案”几乎成为不可能，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其它不同的方案。

以色列名将马蒂·佩莱德(Matti Peled)之子，也是支持巴勒斯坦人自由的社会活动家嘉宾米科·佩莱德(Miko Peled)，就致力于倡导建立一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即“一国方案”。

【延伸阅读】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正在竞选密西根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支持哪种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时说，这个问题必须由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共同解决。如果他们决定“一国方案”，我支持；如果他们决定“两国方案”，我支持；如果他们要任何其他方案，我也支持。

我觉得，这才是认真的态度，也是在关注、了解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及多种有实质意义的选项之后，真正尊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态度。那种不假思索就“选择”比较流行的“两国方案”，只是口头支持而已，并没有真正想过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

在《信息正义》今日刊发的编译文章里，作者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则更往前走了一步——他提出必须切切实实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公平选择的机会：第一，举行一次公平自由的总统选举。第二，让所有可能被当选的人都能够公平竞争，包括哈马斯领袖，也包括已经被以色列关押20多年的法塔赫资深活动家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

贝纳特说，否则选举就无意义。

这才是最认真负责的态度！而这没有美国的介入就不可能发生。

民主党在2024年选举中，因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态度不鲜明，或者说不肯放弃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而失去大量选民。

受中东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简称IMEU）委托，YouGov于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月7日期间对604名选民进行了调查，试图了解民主党在巴以冲突上的态度对选举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20年投票支持拜登但2024年未投票支持哈里斯的美国人中，有29%将“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暴力行为”作为拒绝投票的理由。在密歇根州，这一比例上升至32%。

2024年初选时，有数十万选民在民主党总统初选选票上勾选了“未表态”选项，以此表达对拜登政府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政策的不满。因为拜登政府没有听从选民的声音改变以色列政策，造成普选时相当多的选民干脆以不投票来惩罚民主党。这是个教训。

现在正是民主党采纳贝纳特的建议，重新吸引失去的选民的好机会。现在选民已经不会轻易相信口头表态，但如果民主党能够真正如贝纳特所建议的去推动一个公平的总统选举，是能够以诚意换得民心的。

最最关键的是，这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希望民主党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做一件美国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三赢的事情。

（溪边愚人）

原文2026年9月9日刊发于《纽约时报》。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纽约市立大学纽马克新闻学院(The Newmark School of Journalism)的新闻学和政治学教授。他还是《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杂志的特约编辑、中东和平基金会的非常驻研究员以及MSNBC的政治评论员。著有《正义之战》(The Good Fight)、《伊卡洛斯综合症》(The Icarus Syndrome)、《犹太复国主义危机》(The Crisis of Zionism)和《加沙毁灭后的犹太人生活》(Being Jewish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Gaza)。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6/09/23/opinion/democrats-palestine-policy.html

民主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脱离现实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Peter Beinart

译：溪边愚人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

过去两年里，民主党内部关于以色列问题的争论所发生的变化，比此前30年还要大。

2024年，民主党政党纲领曾自豪地宣称，乔·拜登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了1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如今，在角逐202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中，取消所有军事援助似乎已成为一种中间派立场。

进步派很可能还会呼吁停止大部分军售。

尽管这一转变令人目眩，但仍缺少一个关键要素。

虽然民主党人正在重新审视对以色列的立场，但他们尚未重新审视对巴勒斯坦的立场。

随着该党将目光投向中期选举及更远的未来，民主党人不应仅止于承诺停止为以色列的罪行提供资助。

他们还必须停止支持巴勒斯坦的威权主义——无论这种威权主义是由哈马斯实施的，还是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长期任职的主席、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实施的——并捍卫巴勒斯坦人自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

遗憾的是，如今民主党高层往往忽视这一权利。

今年夏天，被视为总统竞选热门人选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特拉维夫大学发表演讲，支持美国施压以建立巴勒斯坦国。

他在演讲中建议阿拉伯国家在与巴勒斯坦领导层打交道时要“扮演成熟的一方”，并“建立一个能够接受犹太人与这片土地之间历史渊源的执政当局”。

他指出，“腐败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从未兑现巴勒斯坦人民对主权和自决的正当诉求”，却对巴勒斯坦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必要性只字未提。

这一缺失使得伊曼纽尔的建议既显得居高临下，又脱离现实。

任何巴勒斯坦领导人，若未获得巴勒斯坦人民自身的授权，都无法合法地代表其人民承诺任何和平愿景——

无论是“两国方案”、保障所有人平等的“一国方案”，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方案。

这种授权意味着要允许巴勒斯坦人投票。

在欧盟和美国的压力下，阿巴斯已承诺将于11月举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议会选举，并于明年年初举行总统选举[注]。

然而，除非华盛顿承诺全力支持这一努力，否则以色列可能会设置障碍，而阿巴斯可能会以此为借口取消投票。

[注]据路透社10月10日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宣布，将原定于下个月举行的立法选举推迟至 2027 年 9 月 11 日，并同时宣布在同一天举行总统选举。他将选举推迟归咎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安全局势。

过去的20年，美国两党的总统一直纵容着阿巴斯的威权倾向。

2006年，巴勒斯坦人最后一次举行涵盖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议会选举时，哈马斯赢得了多数席位。

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哈马斯认可国际调解方设定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已被其竞争对手法塔赫接受，其中包括放弃暴力并承认以色列。

在沙特阿拉伯斡旋的谈判中，哈马斯虽仍拒绝承认以色列，但同意“尊重”这些承诺。

这对华盛顿来说还不够。

因此据报道，美国曾试图以武力推翻选举结果。

美国制定了一项计划，要求该地区的盟友向法塔赫武装人员输送武器，希望他们能将哈马斯赶出其在加沙的大本营。（布什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该计划适得其反，该伊斯兰主义组织最终控制了加沙地带。

阿巴斯先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使他得以暂停议会运作，最终掌控司法系统，并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

自那时起，他一直如此行事，不仅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将历史上曾囊括所有巴勒斯坦政党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转变成了他的私人领地。

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员奥马尔·H·拉赫曼(Omar H. Rahman)指出，这种专制统治使巴勒斯坦人“背负着一个依靠外部支持、软弱却极具压迫性的领导层”，而该领导层“对选民置若罔闻”。

阿巴斯先生的专制统治显然对美国和以色列十分有利，因为在巴勒斯坦领土仍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情况下，一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太可能与以色列军队合作。

当阿巴斯先生在2021年流露出举行选举的意向时，拜登政府并未公开支持这一想法。

当时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是否举行选举是“由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领导层决定的事”，这暗示选举一事由阿巴斯说了算。

阿巴斯声称以色列正在阻挠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投票的努力，并以此作为取消选举的借口。

民主党人必须从拜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现在就支持巴勒斯坦举行选举。

但如果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仍被关在监狱里，这样的总统选举将毫无意义。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民意调查研究中心8月份进行的一项民调，阿巴斯先生的支持率远不及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

巴尔古提是法塔赫的一名资深活动家，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他获得的选票将比哈马斯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Khalil al-Hayya)多出两倍以上，几乎是阿巴斯先生的四倍。

【延伸阅读】【重磅访谈】对话巴勒斯坦最受欢迎领导人之子：我不接受绝望

马尔万·巴尔古提

巴尔古提已被监禁二十余年。

作为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领导人，他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第二次“起义”的关键策划者，该起义造成10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

2002年，他因被指控策划造成26人死亡的袭击事件而被起诉；

最终，他被以谋杀5人及加入恐怖组织的罪名定罪。

巴尔古提先生否认该诉讼程序的合法性，而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一个由各国议会组成的全球性组织）也批评该判决“多处违反国际法”。

巴尔古提在入狱的同年表示，尽管他拥有“保护自己、抵抗以色列对祖国的占领以及为自由而战的权利”，但他同时也寻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平等且独立的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共处”。

他的儿子阿拉布·巴尔古提(Arab Barghouti)今年4月向法新社表示，尽管父亲屡次遭受以色列看守的酷刑，但他仍然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

民主党人应将巴尔古提先生的获释作为2028年大选前议程的核心内容。

他们还应更进一步，呼吁允许巴勒斯坦人自主选择选举候选人，尽管这可能意味着让哈马斯参与竞选——无论是单独参选还是作为更广泛联盟的一部分。

这一前景将激怒以色列的支持者，并在许多美国人中引发不满。

但如果由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来决定谁能参与，任何巴勒斯坦选举都无法具有公信力。

而且，如果哈马斯——巴勒斯坦两大政党之一——继续游离于巴解组织之外，由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就永远无法重获其作为全体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地位。

对许多民主党人来说，发出这一呼吁并不容易。

哈马斯曾对以色列平民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在加沙残酷镇压异议人士，且从未承认以色列。

民主党人不应为哈马斯的罪行开脱。

但他们最终应当以同等态度对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在这两个社会中，政治领导人均曾纵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拒绝接受“两国方案”的理念。

美国的原则应当是：美国不会告诉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该如何投票。

同时，美国将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无论涉及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实施制裁。

数十年前，巴勒斯坦裔美国评论家兼活动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曾撰写一篇题为《叙事的许可》(Permission to Narrate)的文章，探讨了巴勒斯坦人在发声方面面临的挑战。

民主党人需要支持巴勒斯坦人在最重要的场所——投票箱前——行使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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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旧文】我所领导的联合国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正在实施种族灭绝

Sun, 18 Oct 2026 14:01:1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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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 Pillay

我们的结论明确而严峻：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纳薇·皮莱

【前言】2026年10月9日，纳薇·皮莱(Navi Pillay)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她在促进国际法、捍卫人权以及推动国际司法公正方面的终身贡献。

诺贝尔委员会特别强调了她在维护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刑事司法体系（如卢旺达刑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长期捍卫弱势群体权益方面的卓著努力。

纳薇·皮莱1941年生于南非，是著名国际法学家。早年作为反种族隔离律师为政治犯辩护；后历任卢旺达刑庭法官及庭长、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她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并发布了针对加沙局势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反响。

信息正义今日刊发的文章译自纳薇·皮莱去年9月16日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

【延伸阅读】

【重磅长篇】“大规模杀人工厂”：以色列军队蓄意杀害平民

以色列研究发现，空袭造成的加沙死亡中平民占61%

国际种族灭绝研究学会关于加沙局势的决议

原文发表于2025年9月16日《纽约时报》。文章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9/16/opinion/un-palestinians-israel-gaza-genocide.html

我所领导的联合国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正在实施种族灭绝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旧文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Navi Pillay

译：南来雁

编：新约客

我深知“种族灭绝”一词的含义，绝不会轻率使用。

1995 年，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邀请我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

在我主持审判的合议庭中，三名卢旺达人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

因此，我深知“种族灭绝”一词的含义，绝不会轻率使用。

它指的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族群的行为。

这是对我们共同的人性的最严重践踏，也是对国际法的最严重违反。

以色列实施了种族灭绝。

今天，我所领导的联合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行为的法律分析报告。

我们的结论明确而严峻：

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这一认定基于针对2023年10月7日（战争爆发之日）至2025年7月31日期间情况的调查及大量证据。

该结论已得到多方证实，并依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色列亦为缔约国）的严格法律框架进行了评估。

我所在的机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21年设立。

该委员会由获任命的专家负责领导，并由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提供支持。

委员会向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报告其调查结果。

破坏规模触目惊心。

据加沙卫生官员统计，已有超过6.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1.8万多名儿童和近1万名妇女。

加沙的预期寿命在短短一年内从75岁骤降至仅40岁出头，这是有记录以来降幅最剧烈的情况之一。

医院、学校、教堂、清真寺乃至整个社区都已遭到摧毁。

我们的分析发现，饥饿已被用作战争武器，医疗系统也遭到了蓄意破坏。

孕产妇医疗保健受到严重削弱。

儿童遭受饥饿、枪击，并被埋在废墟之下。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加沙每小时就有一名儿童死亡。

这些并非战争中的意外，而是旨在毁灭一个民族的蓄意行径。

认定种族灭绝不仅需要有相关行为，还需要有主观意图。

在这方面，证据同样确凿。

包括总统、总理和前国防部长在内的以色列高层领导人，都曾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

10月7日袭击发生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曾称“我们正在与‘人形野兽’作战”，

而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则宣称整个巴勒斯坦民族都应承担责任。

他们的言论伴随着相应的行动：无差别轰炸导致加沙变得不再适宜居住，阻挠人道主义援助，实施基于性别和性的暴力，以及我们认定旨在将民众活活饿死的围困行动。

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模式，彰显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意图。

委员会还发现，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运营的分发点寻找食物时遭到杀害；

该机构是一个由以色列和美国支持的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援助网络。

数百人（包括儿童）在试图获取援助时遭枪击。

有人认为，在以色列的战争仍在进行之际，使用“种族灭绝”这一术语过于严重。

但法律规定明确：防止种族灭绝的义务在严重风险显现的那一刻便已产生。

在这场战争中，这一门槛早已被跨越。

2024年1月，国际法院向所有国家发出警示，指出加沙存在发生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

自那时起，相关证据不断增加，杀戮也在加剧。

袖手旁观并非中立，而是共谋。

这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其承担的义务并非可有可无。

无论种族灭绝发生在何处，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加以防止。

这一义务要求采取行动：停止转让用于种族灭绝行为的武器和军事支持，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制止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破坏活动，并利用一切可用的外交和法律手段制止杀戮。

袖手旁观并非中立，而是共谋。

我写下这些话并非出于与以色列为敌的立场。

我理解那些在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可怕袭击中失去亲人的以色列人的痛苦——那次袭击造成约1200人丧生；

我也理解仍被扣押的约50名人质（据信其中约20人尚存活）的家属所承受的煎熬。

我们的委员会记录了哈马斯的罪行。

然而，无论罪行多么严重，都不能成为实施种族灭绝的理由。

以暴行回应暴行，等于背弃了国际法旨在捍卫的价值观。

历史将评判世界的应对之举。

在卢旺达，国际社会既未能防止种族灭绝的发生，也未能在种族灭绝开始后进行干预以制止杀戮。

如今，国际社会再次未能采取行动——这一次是在加沙。

相关事实每日见诸报道，警告不容置疑，法律规定明确。

而事关一个民族的存亡，其利害关系之重大，无以复加。

防止种族灭绝的义务不仅属于各国，也属于整个国际体系。

联合国安理会绝不能成为良知的埋葬地。

区域组织、各国议会、公民社会以及普通民众，都可以在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方面发挥作用。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诞生于大屠杀的废墟之上，承载着“永不再犯”的庄严誓言。

如果这一誓言只适用于某些人而不适用于其他人，那它便毫无意义。

我呼吁各国政府、各位领导人及每一位公民扪心自问：

当我们的子孙后代问起，在加沙被夷为平地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什么时，我们将如何作答？

每一次种族灭绝行径，都是对维系我们所有人的人性的考验。

防止种族灭绝并非各国可自行裁量之事，而是一项不容拖延的法律与道义义务。

法律要求采取行动，

我们共同的人性亦对此提出要求。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的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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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已确凿证实唐纳德·川普犯下了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

Sun, 18 Oct 2026 13:50:0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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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理解，我们的调查怎么会被看成是党派性的。因为在案件中，那些最有力的证人恰恰都是共和党人。

——杰克·史密斯

【前言】最近媒体传来，川普总统责令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对2020年大选再度展开调查，非得找出选举舞弊的证据，大有非证明他“非法落选”不可的架势。这事非同小可，因为今天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已经不再是个保护/执行宪法的独立机构，它已经成为了川普的御用私家律师和侦查组织。

在这个宪法危机的重要关头，重新审视川普在2020年企图推翻选举的行为就更为重要。一般人或许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景片段，但是，这些情景和事件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的指控并不清楚。

今年9月29日，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我们的调查已确凿证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唐纳德·川普犯下了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凿”的结论的。

威廉·萨莱坦（William Saletan，或作Will Saletan，威尔·萨莱坦）是美国媒体《堡垒》(Bulwark)的撰稿人之一。他此前曾于1996年至2022年间为《Slate》杂志撰稿。

在这个视频中威尔·萨莱坦阐述了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于2025-2026年在参众两院小组听证会中针对川普在第一任总统期间所犯罪行的指控所提出的证据——这些指控原本应由杰克·史密斯在庭审中提出，却由于川普再度当选最终未能呈现。

萨莱坦依据史密斯在国会的证词，梳理了相关证据，指出川普的幕僚、共和党官员以及当时司法部官员曾多次向他告知有关2020年大选的真相，但他却选择置若罔闻。从佐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事件，一直到2020年1月6日国会山遇袭事件，萨莱坦详细剖析了检察官本打算向陪审团展示的内容，包括川普关于大选的谎言、他对官员施加压力的行径，以及他在暴力事件爆发后拒绝制止暴力的态度。（临风）

The Bulwark | Jack Smith Reveals the Words That Could Have Buried Trump根据《堡垒观点》(Bulwark Takes)2026年10月4日节目编译。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Z4Bcxv-1Q

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披露：这些证言，本可彻底定罪川普

“我们的调查已确凿证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唐纳德·川普犯下了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译：临风

编：新约客

那场本该发生的审判

大家好，我是来自《堡垒》媒体的威尔·萨莱坦。本周，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旨在抨击负责调查唐纳德·川普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他们试图把史密斯——这位检察官——本身变成被审判的对象。

他们避而不谈的是那场真正的审判，对吧？也就是史密斯本应针对真正的罪魁祸首——唐纳德·川普——所进行的审判。这并非因为史密斯缺乏确凿证据；尽管他已获得两个不同大陪审团针对川普发出的两份起诉书，但随着川普再次当选，他便无法继续推进这些起诉程序了。

与其关注这场名不副实的听证会，不如让我带大家看些更有价值的内容。我将把杰克·史密斯这两年三次在不同听证会上的发言汇总起来，向大家展示那场本该发生却未曾上演的审判——即针对川普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审判。

让我们从这起案件中最棘手的部分说起。

川普欺诈罪成立，证据确凿

针对川普的主要指控是欺诈罪，即他利用欺骗手段试图阻止国会认证选举结果。而川普辩护方提出的论点之一是：“他当时确实相信自己赢得了大选。”

因此，检察官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证明川普不仅仅是活在妄想之中？如何证明他存在不诚实的行为？史密斯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1. 川普拒绝真相

他说，川普曾多次被告知真相，但他拒绝听取。这里是负责此案的检察官的发言，摘自一月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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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我们的调查显示，唐纳德·川普并不寻求关于选举中是否存在舞弊的诚实答案。他寻求的是保住权力的途径。当有人告诉他与“保住权力”这一目标相悖的信息时，他便予以拒绝。

威尔·萨莱坦：其中的关键在于，川普并不寻求诚实的答案。这并不重要——川普脑子里构想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点在于川普如何应对各种信息。他选择无视任何反驳其选举舞弊指控的信息。这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不诚实的选择。

辩方可能会说：“嘿，川普向来不理会媒体的说法。”但史密斯对此有回应。史密斯谈论的并非媒体的言论。

他谈论的是共和党人——即川普身边的共和党人——告诉川普的内容。当被问及“是谁告诉川普关于选举的言论不实”时，（在同一听证会中）史密斯是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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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这些信息来自多个渠道。既有白宫工作人员告诉他，关于舞弊的说法并非事实；也有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他；还有来自司法部的人员以及各州官员的说法。对于那些最了解这些州选举运作情况的人，他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无视他们提供的明确反驳证据——比如佐治亚州州务卿提供的那些证据。

威尔·萨莱坦：这些人都是川普的政治盟友，有些甚至是他的朋友。他们对他说：“听着，我们都支持你。”

“我们希望你是对的。我们希望你所说的那些舞弊行为真的有证据支持，但事实就是没有。”史密斯指出，这些人正是川普在涉及其他议题时愿意听取意见的对象。同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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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其中包括官员、顾问以及他在白宫的同事——他在做重大决策时依赖这些人，在其他场合也信任他们。

威尔·萨莱坦：这一点至关重要。川普确实听取了这些人的意见；唯独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听。

所以，他并非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也并非听不进别人的话。他是选择性地无视了他们的意见。

再说一次，这种做法是不诚实的。这就是史密斯在1月份向众议院委员会陈述的内容。但如果诉讼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情况会是怎样呢？

他会出示什么证据？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史密斯在12月向同一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当委员会中的民主党律师就川普的问题向他提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2. 川普坚持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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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您能否描述或总结一下他在得知自己落选后向美国公众做出的一些虚假说法？

杰克·史密斯：可以。这些说法包括所谓有已死亡的选民投票；所谓有未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人投票；以及所谓有非法移民投票。总体而言，这些虚假说法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城市中心地区（少数族裔聚居之地）——在那些总体上竞争激烈、差距很小的州，他尤其针对自己输掉城市地区，声称那里存在选举舞弊。

是的，而且再一次强调，这些说法后来都被他身边那些知道这些说法是假的人所驳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曾直接告诉他，这些说法是假的。

威尔·萨勒坦：死亡选民、未成年选民、非法移民、城市选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川普对各种欺诈行为撒了一大堆谎言，为川普工作的人告诉他，他们告诉他这都是假的。例如，乔治亚州。

以下是史密斯在证词中向众议院委员会讲述的内容。同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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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这类事情会造成不信任。密歇根州、佐治亚州都出现过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而他信任的人、他的政治盟友，以及他主动找来、认为最有条件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曾明确告诉他这些指控是不成立的。说到佐治亚州，我想到的就是州务卿。

但他却本能地拒绝接受这些解释；即使一再被告知这些说法并不属实，他仍然继续宣称这些虚假的事情。

威尔·萨勒坦：所以你听到史密斯提到了佐治亚州的国务卿。现在这将是审判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佐治亚州国务卿、共和党人、投票给川普的布拉德·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与川普通话的过程，我们有他反复向川普解释为什么他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音频。这是通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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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嗯，总统先生，您面临的挑战是您拥有的数据是错误的。

唐纳德·川普：布拉德，为什么他们要投三次票？他们把它们放进去三次。

布拉德·拉芬斯伯格：总统先生，他们没有这么说。我们对此进行了审核，并最终证明它们没有被扫描三遍。

威尔·萨勒坦：这段录音就这样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拉芬斯佩格把每一项虚假的指控都驳得体无完肤。而这通电话发生在1月6日之前仅仅四天。

但川普完全无视拉芬斯佩格告诉他的一切。到了1月6日，他又在华盛顿的集会上重新拿出那些说法，把同样那一套胡扯再讲了一遍。

这就是其中一个州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州——宾夕法尼亚州。

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解释说，在大选之前，川普自己的竞选团队就已经告诉他：宾夕法尼亚州在最后阶段出现的选票走势将对他不利，因为这些后来统计的选票将主要来自该州的民主党地区。

这些情况，他事先就已经被告知了。

以下是史密斯在他的（同一个）证词询问（deposition）中对整个事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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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在这次选举中，他事先就已经被告知，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计票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的票数会暂时领先；但等到邮寄选票开始统计之后，他的领先优势就会逐渐消失。他选择把这一现象——一个他事先已经听取过情况介绍、而且完全属于正常选举过程、各方都知道会发生的现象——说成是选举舞弊的证据。

威尔·萨勒坦：再一次，这就是一个川普已经被告知真相、却选择无视所得到的信息，然后转过身去继续撒谎的例子。而且在选举结束之后，在川普已经公开散布这些谎言之后，他又一次得到纠正——这次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主席。他告诉川普，他的那些说法并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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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主席，一个名字好像叫塔维斯（Tavis）的人，就在选举结束后不久——我想应该是11月上旬到中旬的时候——纠正了川普总统的一个错误想法，即认为自己的得票数、自己的领先优势之所以不断缩小，是因为发生了舞弊。

他再次向川普解释：这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缺席选票的正常统计方式。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而且我们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川普实际上已经从自己的竞选团队那里听取过相关情况。

威尔·萨勒坦：你可以看出来，史密斯在这里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已经一年多没有重新审阅这些证据了。但如果这起案件最终像本来应该的那样进入审判程序，检方就会把所有这些细节一一呈现出来。

以下是史密斯关于川普如何处理亚利桑那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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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当他的竞选团队告诉他，从本质上说，如果你赢不了亚利桑那州，你就赢不了整个大选；而后来他确实输掉了亚利桑那州，于是他就把原来的竞选团队换掉了，转而采用朱利安尼及其团队。

威尔·萨勒坦：再一次，川普自己的人告诉了他真相。而川普的回应是什么？把他们换掉。这又回到了整个问题的核心：川普当时并不是在寻找诚实的答案。

而且，如果这是一场真正进行中的审判，你听到的就不会只是检方单方面讲述这些事情。你还会听到那些亲眼看到川普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证人的实际证词。

而在某些情况下，你甚至不只是有证人。你还会有录音证据——比如佐治亚州那通电话；或者你会有书面证据，对吧？

下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你会看到川普自己的工作人员发出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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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当时有一种说法一直在流传，说投票的人数超过了实际发放的选票数量。但其实非常清楚，我们谈论的是两场不同的选举。川普的工作人员以及为他工作的人之间有大量电子邮件往来，其中明确说明，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威尔·萨勒坦：所以，如果是在法庭上，检方就会把这些电子邮件拿出来给你看；然后，他们还会让你看到，川普继续重复那些在这些电子邮件中已经被明确承认是虚假的指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检方会拿出一份诉讼文件，而上面有川普本人的签名；与此同时，川普自己的工作人员此前已经在书面文件中承认，这份诉讼所依据的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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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在佐治亚州还有另一宗诉讼。其中一名共谋者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明确写道：我们已经知道这份诉讼中的内容并不准确，所以不应该让总统为这份诉讼签署证明。

但后来，他们在措辞上稍微做了一些修改，最终还是让总统签署了这份证明。

威尔·萨勒坦：所以，以上这些都是同一种情况的例子：川普被告知了真相，然后选择无视真相。

但这还不是证明他撒谎的最佳证据。

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

川普自证其罪

威尔·萨莱坦：以下是川普的两段话，由证人转述，并由杰克·史密斯在调查报告中宣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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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川普是否曾承认——我相信您在这一段中谈到了这一点——川普总统是否曾承认，他知道自己实际上输给了拜登总统？

杰克·史密斯：是的。这一段提到了他在他人面前发表的几番言论。其中之一是：无论选举是赢了还是输了，都还要继续拼死一搏。另一番话则是：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输给了这个该死的家伙。

威尔·萨莱坦：这就是报告中的引述。大家看这里，他说：“无论选举是赢是输，这都不重要。”

他就是这么说的。即便自己是错的，他也要抗争到底。再看下面，还有第三个例子：川普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迈克·彭斯(Mike Pence)，说他——引用原话——“太诚实了”。

所有这些言论都充分表明了川普是何等冷酷无情。他根本不在乎事实真相。此外还有一段话，川普实际上承认自己在散布来自某个“疯子”的消息——而他明知那人是个疯子。

这是史密斯在作证时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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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西德尼·鲍威尔（Sidney Powell）——她被指控为共谋者之一——在这一阴谋策划之初曾是川普团队的一员。但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发表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甚至明显虚假的言论。后来，朱利安尼曾公开表示她已不再属于该法律团队。

川普本人也曾有过一次通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把通话设为静音，说她是个疯子。然而在那之后，他却继续宣扬她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和诉讼主张。他甚至考虑过任命她为特别检察官，尽管他自己都曾用“疯子”这个词来形容她。

威尔·萨莱坦：川普说她是疯子，但随后还是反复宣扬了她那些疯狂的言论。此外，史密斯还掌握了证据，表明川普曾要求司法部的高层官员就选举问题撒谎。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司法部官员曾明确告诉川普，根据现有证据，他们并不认为选举存在舞弊。

但川普还是坚持要他们对外宣称选举存在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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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我们掌握了来自司法部官员的证据，显示唐纳德·川普曾对他们说：“只要说选举存在舞弊就行，剩下的事交给我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去处理。”

威尔·萨莱坦：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因为即便你认为川普确实相信选举结果是被窃取的——哪怕接受这种假设——他也清楚司法部官员的看法，对吧？他们并不认为选举被窃取了。所以他很清楚，自己是在要求他们向公众传达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

他明知自己是在要求他们撒谎。

川普煽动暴乱证据确凿

威尔·萨莱坦：好了，关于这一点就说这么多。我还想再给你看案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当时真的上了法庭，你本来会在那里听到这些证据。这一部分涉及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袭击。

下面是史密斯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回忆的情况：1月6日，袭击发生之前不久，川普在集会上谈到让国会确认他已经输掉选举时，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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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他告诉现场的人群：“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据我的记忆，他当时说了不止一次。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选举结果发生了，除非去阻挠国会确认这一结果。

除此之外，他还告诉他们：“当你发现有人舞弊的时候，你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则行事。”

威尔·萨莱坦：所以，这实际上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川普告诉暴徒去阻止国会——而在那个时候，想要阻止国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肉体上的威胁和暴力恐吓。

第二句话则是，川普告诉暴徒可以把规则放在一边；而这意味着把宪法本身也放在一边。

再说一次，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在法庭上看到这段视频。下面就是川普当时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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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川普：当你抓到有人舞弊时，你就可以按完全不同的规则行事。

威尔·萨莱坦：这就是本案的第二部分。

首先，川普散布了大量关于选举舞弊的谎言，然后利用这些谎言为自己煽动暴徒阻挠国会认证选举结果的行为辩护。随后，当暴徒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即向国会山进发——并爆发暴力冲突时，川普却只是坐在那里。

他坐在白宫里，注视着这一切。以下是史密斯准备展示的部分证据，内容涉及袭击期间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打给川普的一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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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1月6日当天，我们掌握了来自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白宫幕僚长）的信息；他当时在场旁听了一通电话，通话中众议员麦卡锡在寻求援助。在国会大厦遭冲击期间，他请求总统出面解围。

威尔·萨莱坦：史密斯掌握了更多证据，显示其他共和党人也曾致电特朗普，恳求他制止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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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暴力事件发生后，总统拒绝予以制止。他将副总统的生命置于险境；尽管接到了电话——而且这些电话并非来自民主党人或陌生人，而是来自他信任并倚重的人——他依然拒绝向国会大厦内的人员伸出援手。这对我们案件中关于“犯罪意图”的认定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威尔·萨莱坦：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此案进入审判阶段，辩方采取的策略将与共和党人目前的做法如出一辙。辩方会声称，整项调查不过是民主党人出于党派目的而进行的政治攻击。

那些最有力的证词，恰恰都来自共和党人

威尔·萨莱坦：但杰克·史密斯对此也有回应。以下是他本周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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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史密斯：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理解，我们的调查怎么会被看成是党派性的。因为在我们的案件中，那些最有力的证人——那些决定了法治究竟能否站得住脚的人——恰恰都是共和党人。

比如亚利桑那州的拉斯蒂·鲍尔斯(Rusty Bowers)；比如迈克·彭斯，他做了正确的事情，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唐纳德·川普的个人利益之上。

威尔·萨莱坦：他说得没错。

如果这起案件真的进入审判程序，你就会听到这些证人的证词——你会听到彭斯、鲍尔斯、拉芬斯柏格，以及所有那些曾经把真相告诉川普、却无法让他停止撒谎的共和党人的证词。

但你最终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

因为川普当选了总统。随后，杰克·史密斯被告知：即使他已经从两个不同的大陪审团那里获得了针对川普的两份起诉书，即使这些起诉书总共涉及七项刑事罪名，即使他手里已经有了这一切证据，他仍然必须关闭自己的调查——仅仅因为川普当选了总统。

而现在——现在——这个罪犯坐在白宫里，而他在国会里的那些喽啰却反过来攻击检察官。

不过，好吧，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史密斯终于有机会作证，也很高兴他至少能够——哪怕只是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把自己的案件呈现出来。

这样，我就可以向你展示：如果当时真的进入审判程序，会是什么样子。

也是本来就应该在法庭上进行的样子。

而你，可以来当陪审员。

如果你听到了刚才这一切，你会投什么票？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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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移民执法重创建筑业，部分地区工人流失七成，人工成本翻倍

Sun, 18 Oct 2026 12:08:55 GMT

特朗普政府大规模移民执法冲击美国住宅建筑业，近三分之二建筑商报告劳动力短缺，部分地区工人工资翻倍，住宅建设成本大幅上涨，项目延期现象日益严重。

该图片由alejandroavilacortez在Pixabay上发布

据《华尔街日报》10月16日报道，特朗普政府今年夏季将移民逮捕行动扩大至创纪录水平后，美国住宅建筑行业受到明显冲击。

大批建筑工人被拘留或驱逐出境，另有不少合法移民因担心遭到执法人员盘查而停止工作，导致建筑项目停滞、人工成本飙升。

建筑行业咨询公司John Burns Research & Consulting在9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住宅建筑商表示，移民执法已经影响到劳动力供应。这一比例在今年3月仅为23%，一年前更只有13%。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9月的调查发现，建筑劳动力成本在过去一年上涨了4.2%，这是受访企业成本涨幅的中位数。

劳动力短缺发生在美国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持续之际。高昂的房价已经使数百万美国人难以购买住房，住宅销售持续低迷，而建筑成本上涨可能使扩大住房供应、降低房价的努力更加困难。

移民执法对屋顶安装、油漆施工和房屋框架搭建等工种的影响尤其明显。部分地区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也加剧了劳动力竞争。数据中心开发商以更高的工资吸引暖通空调技术人员和电工，住宅建筑商很难提供同等水平的薪酬。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移民占美国建筑业劳动力的26%，创历史最高水平。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今年夏季，当地住宅建筑工人成为移民执法的重点对象，部分分包商估计，已经失去多达70%的劳动力。

杰克逊维尔建筑公司Tidewater Homes总裁、佛罗里达州东北部建筑商协会主席斯科特·布兰诺克表示，当地住宅建设几乎陷入停顿。

一些全国性大型建筑商因缺乏工人而无法完成原定建设目标，损失达到数十万美元。部分住宅已经浇筑好地基，却始终找不到工人搭建房屋框架。

布兰诺克表示，建筑行业此前低估了日常施工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与大型房屋结构承包商和建筑商交流后，他发现，许多企业并未充分意识到施工现场究竟有多少移民工人。

劳动力短缺已经导致工资急剧上涨。布兰诺克介绍，杰克逊维尔当地房屋框架工人的工资过去约为每小时20美元，如今已经涨至40至45美元。

对于一栋建筑面积约232平方米的住宅，框架施工人工成本过去约为1万美元，现在达到2.5万至2.8万美元，涨幅高达150%至180%。

佛罗里达州北部建筑分包商Construction Specialties of North Florida负责人戴维·哈克表示，公司的一些施工人员在途中遭移民执法人员拘留，企业甚至不得不派人到路边取回被遗弃的施工拖车。

哈克介绍，部分工程可调用的施工队数量减少了70%，剩余施工队因此大幅提高收费，多数情况下收费已经翻倍。

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招聘，并为求职者提供高额现金奖金。他认为，劳动力短缺不仅大幅推高建筑成本，也造成严重的施工延误。

类似情况正在蔓延到美国其他地区。

印第安纳州建筑商协会前主席、Hallmark Homes联合创始人保罗·施温格哈默估计，移民执法可能已经使印第安纳州失去多达25%的住宅建筑劳动力。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吉姆·托宾表示，移民执法对建筑业的影响如今似乎已经遍及全国。

建筑商指出，住房建设具有严格的施工顺序，前一道工序没有完成，后续施工就无法展开。一旦某个工种缺人，整个工程都可能停顿。

施温格哈默表示，建设周期延长还会增加贷款利息、现场人工、项目管理、设备租赁、水电和保险等费用。即使承包商最终找到替代工人，也往往必须支付高得多的工资。

移民执法的影响并不限于没有合法身份的工人。

多家建筑商和分包商表示，一些拥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出生工人，也曾在执法行动中被拘留，有人反复遭到盘查或拘留，每次都可能连续数日无法工作。

还有不少合法居民因为担心遭遇执法行动，选择不再上班，甚至逃往美国其他地区。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建筑商马特·赖辛格表示，工人普遍感到恐惧，只要听到任何有关移民执法的消息，就可能整整一周不敢上班。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每逮捕一人，平均就会导致另外7名可能没有合法身份的男性移民停止工作。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了佛罗里达州建筑工人埃迪·贝拉斯克斯的经历。

贝拉斯克斯在佛罗里达州从事住宅外墙安装、框架搭建、屋顶施工和浴室翻修已有18年，通常同时参与约10栋住宅的建设。他原本计划今年建造一栋自己的房屋，随后出售。

今年3月，他在前往工地途中被执法人员拦下，拘留一个半月后被遣返回出生地墨西哥。他所在的施工队因此失去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工人。

建筑商和分包商认为，要用美国公民替代这些经验丰富的移民建筑工人，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而且存在现实困难。

杰克逊维尔一家外墙及屋檐底板安装分包商的负责人乔什·普特纳尔表示，许多建筑岗位根本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应聘。

不过，支持加强移民执法的组织对建筑行业的抱怨持反对态度。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副执行主任马修·奥布赖恩认为，驱逐非法移民能够减少住房市场上的需求竞争，从而推动住房成本下降。

他主张建筑商应当雇用美国公民，而不能仅仅因为建筑企业希望继续使用非法移民劳动力，就要求政府停止遣返违反移民法律的人。

美国国土安全部也为执法行动辩护。部门发言人表示，相关行动针对的是非法雇佣网络，政府认为这些网络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扰乱劳动力市场，并威胁美国社区。

建筑行业则面临另一种现实。随着特朗普政府扩大移民执法，住宅建筑商越来越难以找到足够的工人，部分施工成本在短时间内成倍上涨。在美国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住房供应亟待增加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正在成为扩大住宅建设的新障碍。

博索纳罗家族卷入巴西银行家丑闻：6100万雷亚尔电影资金受调查，乌克兰难民性剥削疑云扩大

Sun, 18 Oct 2026 05:10:27 GMT

巴西马斯特银行前控制人丹尼尔·沃尔卡罗涉嫌资助跨国卖淫网络、招募乌克兰战争难民的丑闻持续扩大。这位因重大金融欺诈案受到调查的银行家，与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家族之间的巨额资金往来，也成为巴西联邦警察调查的重点。

沃尔卡罗涉嫌为讲述老博索纳罗生平的电影《黑马》提供约6100万雷亚尔（1200万美元）资金，而负责向他筹款的正是博索纳罗的长子、现任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

根据巴西联邦警察取得的手机聊天记录，弗拉维奥曾向沃尔卡罗寻求约1.3亿雷亚尔，用于电影制作，并多次催促付款。调查显示，2025年已有约6100万雷亚尔通过相关企业及美国投资基金转出。

两人的关系并未随着沃尔卡罗陷入司法调查而中断。

2025年11月16日，就在沃尔卡罗首次被捕前一天，弗拉维奥仍在发给他的消息中称对方为兄弟，表示自己始终站在他这一边，并催问资金安排。

弗拉维奥后来承认，沃尔卡罗2025年11月首次获释后，两人还曾见面。他解释，见面是为了终止对方参与电影制作的安排，否认双方存在任何违法利益交换。

今年7月，巴西最高联邦法院批准将弗拉维奥列为电影融资案的调查对象。调查还涉及他的弟弟、前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

警方正在追查资金是否涉及洗钱、非法跨境汇款或腐败，以及部分汇往美国的款项是否被用于支付爱德华多在美国的生活费用。

10月16日，巴西联邦警察向最高联邦法院申请将调查期限延长90天，以完成财务鉴定，并等待美国提供境外资金流动资料。

同一天，《圣保罗页报》披露，马斯特银行清算负责人已向国会说明，银行账目中没有发现直接或间接资助这部电影的记录。

警方发现，部分资金实际通过其他投资公司汇往美国。虽然沃尔卡罗与电影融资存在联系，但资金的最初来源仍未查明。

弗拉维奥坚持表示，自己只是为电影寻找私人赞助，否认向沃尔卡罗提供任何政治回报，也否认参与违法资金交易。

这起涉及博索纳罗家族的融资案，只是沃尔卡罗丑闻的一部分。

10月13日，巴西新闻网站UOL根据联邦警察获取的手机记录披露，沃尔卡罗涉嫌从2023年起出资经营一个跨国卖淫网络，通过中间人招募外国女性，为巴西政界、司法界和商界人士安排私人聚会。

相关投入至少达到430万雷亚尔，招募对象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委内瑞拉及其他国家的女性，其中一些人是逃离战争的难民。

聊天记录涉及19岁乌克兰女性。活动组织者曾告诉沃尔卡罗，这名女性无法返回正在遭受轰炸的家乡，母亲还发来记录轰炸情况的语音消息。组织者随后讨论如何让她留下，并通过模特经纪公司安排工作。

10月18日，UOL进一步公开涉及巴西高层政治人物的聊天记录。

记录显示，沃尔卡罗曾提出为现任众议院议长雨果·莫塔安排乌克兰女性。另一组对话显示，参议员西罗·诺盖拉曾建议在巴西利亚组织秘密聚会，并邀请女性参加。

诺盖拉曾担任老博索纳罗政府的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是巴西右翼政坛的重要人物。

相关聊天记录还涉及多名议员及政商界人士参加的私人聚会，其中一些活动与受到马斯特银行赞助的法律论坛时间接近。

沃尔卡罗与巴西媒体界的密切往来也受到关注。

警方获取的另一组聊天记录显示，巴西环球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卢西亚诺·胡克2024年前往乌克兰采访总统泽连斯基时，曾借用沃尔卡罗提供的私人飞机前往波兰，再转乘火车进入乌克兰。

胡克承认双方存在商业往来，但表示有关合作属于正常广告赞助，并否认与沃尔卡罗存在合伙关系。现有证据没有显示胡克参与涉嫌招募外国女性的活动，也没有证据证明采访泽连斯基与相关活动存在联系。

沃尔卡罗否认剥削女性，并质疑部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传播语境。

目前，巴西警方仍在分别调查电影融资、金融欺诈，以及涉嫌跨国卖淫和人口贩运的线索。尚无公开证据证明博索纳罗家族参与针对乌克兰女性的涉嫌违法活动。

这起案件已经不只是银行倒闭或私人聚会丑闻。随着巨额电影融资、政治人物往来和跨国资金流动陆续曝光，调查正在触及巴西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更深层的关系。

原本不起眼的参议院选区，如今成为共和党的重大隐患

Sat, 17 Oct 2026 13:43:27 GMT

据politico报道，美国参议院选举中最新出现的激烈争夺，正让共和党头疼不已。

罗杰·马歇尔已经落后了。

周二上午，堪萨斯州共和党为期五天的巡回竞选活动即将开始。租来的大巴停在原地，发动机一直没有熄火，其他竞逐全州性公职的候选人都已上车。出发时间已经推迟了几分钟，州共和党主席丹德丽·赫伯特仍在等待马歇尔参议员的消息。

民调显示，马歇尔与民主党对手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落后。一些共和党人私下抱怨，他根本没有认真投入竞选。

赫伯特终于等到了消息：马歇尔将自行乘车前往。

大巴抵达第一站，也就是堪萨斯州乡村地区的牛顿时，马歇尔才悄悄登车，却被现场记者看见。

随后，他跟其他候选人一起走下大巴，向人群打招呼，仿佛从一开始就跟大家坐在一起。

马歇尔如今正竭力追赶，希望不要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堪萨斯州首个在联邦参议院选举中输给民主党人的共和党候选人。

他面临着十多年来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遭遇的最强劲挑战，而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共和党整体选情也相当严峻。

全国共和党组织正向堪萨斯州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保住马歇尔的席位。

全国民主党组织同样投入巨资。马歇尔的对手、知名联合卫理公会牧师亚当·汉密尔顿，突然获得了充裕的竞选资金，得以在最后阶段全力冲刺。

但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对马歇尔来说，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

堪萨斯州前共和党州长迈克·海登说：“他太不把这场选举当回事了。除了在全国电视上露面，他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堪萨斯州人对华盛顿特区可没多少好感。”

海登过去曾支持马歇尔的竞选，如今却公开转而支持汉密尔顿。

知情人士透露，全国共和党高层曾多次私下敦促马歇尔认真对待这场选举。这名获准匿名谈论内部沟通情况的人士说，马歇尔似乎从未真正担心过自己的选情。

马歇尔最近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的财务报告，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

第三季度，马歇尔仅筹得86.6万美元，而汉密尔顿筹得990万美元。马歇尔的申报文件中，似乎也没有向竞选工作人员支付全职薪酬的记录。

一名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共和党策略顾问承认，马歇尔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硬仗”。

这名要求匿名、以便坦率发言的顾问将马歇尔比作“上了年纪的运动员，需要花更长时间热身才能进入比赛状态，可他又没有足够早地开始准备”。

不过，这名顾问认为，目前仍未决定支持谁的选民，绝大多数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最终还是会回到共和党阵营。

他说：“堪萨斯州人确实对共和党很生气，但他们更讨厌民主党。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吓得尿裤子，可真正负责竞选工作的人心里都清楚这一点。”

随着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接连不断的负面报道让马歇尔疲于应付。

他的竞选团队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了堪萨斯州一处露营地的照片，后来不得不修改广告。

他的团队还被指混淆参议员公职办公室与竞选办公室之间的界限。

另有报道称，马歇尔的竞选团队拖欠当地一家面包店的账单长达六年，直到欠款被曝光后才付款。马歇尔随后为此道歉。

但真正造成严重冲击的是另外两篇报道。

第一篇涉及马歇尔在佛罗里达州拥有的房产，引发外界质疑他究竟有多少时间待在堪萨斯州。

第二篇是《纽约时报》的报道。马歇尔是妇产科医生，曾连任两届联邦众议员。报道指称，他曾对数百名未支付医疗账单的患者采取法律行动。

对于居住地争议，马歇尔表示，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或堪萨斯州，称相关指控“纯属胡说八道”。

他还指责《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左翼媒体精心策划的抹黑攻击”，并告诉福克斯新闻，一旦患者的欠款进入催收程序，他就“不再参与后续处理”。

周一，在自由派占优势的大学城劳伦斯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汉密尔顿告诉支持者，堪萨斯州人值得拥有真正为他们服务的参议员，而不是一个“跟家人在佛罗里达州待上一阵子”，然后回来“露面摆拍”的政客。

汉密尔顿站在公园树荫下的一捆干草上，向人群发问。

“我想问问罗杰·马歇尔：当有人来求医，却没有医疗保险时，你打算怎么办？难道我们的办法就是起诉他们？然后让其中一些人被逮捕，甚至把几个人送进监狱？”

汉密尔顿竞选团队制作了一则广告，让马歇尔的一名昔日患者直接面对镜头讲述经历。

这名女性说，自己怀孕八个月时，因为没有按时向马歇尔的诊所支付50美元，竟然遭到逮捕。

马歇尔竞选团队随即发出停止侵权通知函，要求对方停止传播这则广告，称广告内容“在所有实质性方面都不属实”。

本周，马歇尔团队也推出了自己的广告，请来另一名昔日患者，出镜高度赞扬马歇尔。

全国共和党组织最近宣布，计划投入1100万美元支持马歇尔。

他还获得了其他增援。Axios率先报道，长期活跃于特朗普政治圈、曾参与马歇尔多次竞选活动的资深政治顾问克里斯·格兰特，将在选举日前扩大自己在马歇尔团队中的职责。

马歇尔目前的困境，让一些共和党人想起上一次不得不依靠外部救援才保住堪萨斯州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

一名获准匿名坦率发言的堪萨斯州共和党州议员说：“这场选举让我想起帕特·罗伯茨参议员2014年的最后一次竞选。当时，他也被指责没有在堪萨斯州保留住所，而且竞选表现很差。”

但2014年，共和党占尽政治优势，当年几乎赢得了所有关键的参议院选战。罗伯茨最终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与马歇尔2020年以11个百分点优势获胜的情况相近。

这一次，全国政治风向却完全倒向了另一边。

堪萨斯州受到特朗普部分政策的冲击尤其严重。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不断飙升的燃油价格，让堪萨斯州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民陷入困境。

美国政府计划进口廉价外国牛肉，也激怒了堪萨斯州的牧场主。堪萨斯州每年的牛只产量位居全美第二。

此外，特朗普威胁停止在美国销售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生产的飞机，也让堪萨斯州发达的航空产业深感不安。庞巴迪的美国总部就设在威奇托。

马歇尔最近的一些表现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打一场艰难的选战。

马歇尔通常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最近，他在进口牛肉计划上与特朗普公开唱反调。

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最近展开的一次地方执法行动中，他同样与总统立场出现分歧。ICE的行动让堪萨斯州部分农业城镇人心惶惶。

马歇尔目前把希望寄托在堪萨斯州长期以来的保守政治倾向上，竭力将汉密尔顿描绘成一个会听命于华盛顿民主党人的进步派。

他在加登城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人是堪萨斯州历史上通过党内初选的最激进自由派民主党人。他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在牛顿、哈钦森、道奇城和加登城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马歇尔不断警告选民，他的选举结果可能决定哪个政党控制参议院。

他反复表示：“如果我的对手当选，参议院就会落入查克·舒默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的控制。”

共和党最近推出的广告也猛烈攻击汉密尔顿，称他是“觉醒派”和“激进分子”，并以他过去赞扬“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言论为证据。

然而，周二，当马歇尔跟随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乘坐大巴穿过堪萨斯州中部和西部，在一个个城镇举行小型竞选集会时，他再次感受到了当地选民对华盛顿的强烈不满。

即使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堪萨斯州，这种愤怒情绪也随处可见。

在自称美国“牛业之都”的道奇城，一些参加集会的共和党人抱怨燃油价格飙升。

在牛顿，抗议者不断高声打断马歇尔的演讲，怒斥共和党人是“法西斯分子”。

一名不满的与会者忍不住回骂：“闭嘴，撒旦！”

在加登城，ICE上个月的执法行动曾引发强烈震动。

马歇尔在与当地议员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听到了大量不满意见。地方官员抱怨，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没有与当地警方协调，就直接闯进城镇展开行动。

代表部分受ICE执法影响城镇的共和党州众议员杰森·格茨说：“我认为，这种不满情绪依然存在。”

一些堪萨斯州共和党人认为，马歇尔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实在太糟糕了。即使最终获胜，功劳恐怕也不在他自己，而要归于泰·马斯特森。

马斯特森是堪萨斯州参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目前正在竞选州长。这次他也参加了巡回竞选活动。

在大多数民调中，马斯特森的支持率都比马歇尔高出几个百分点。

堪萨斯州共和党前联邦众议员蒂姆·休尔斯坎普认为，马斯特森“会把所有人一起带过终点线”。

休尔斯坎普2016年曾在联邦众议员共和党初选中输给马歇尔。他表示，马斯特森帮助胜选的名单中，“当然”也包括马歇尔。

哈钦森居民帕特里夏·伍兹在一场集会上说，自己“百分之百支持马斯特森”。

但当记者问起马歇尔时，她说，自己“还有点犹豫”。

马斯特森被问及马歇尔的选情时，只是轻声笑了笑。

他说：“他的情况比我复杂多了。”

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州女子，与海外诈骗集团存在关联

Sat, 17 Oct 2026 09:44:34 GMT

CBS新闻调查发现，加利福尼亚州因涉嫌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而受到刑事指控的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与柬埔寨一个涉嫌犯罪组织存在联系。

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利用强迫劳动实施针对美国人的大规模诈骗，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上周，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34岁的尔湾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未经登记充当外国代理人。

调查人员称，2025年，她曾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监视中华民国总统的儿子，并被执法人员发现。当时与她同行的男子经CBS新闻确认，是54岁的Fatai Miao。

CBS新闻查阅的多份联邦法院文件显示，张婉莹和Fatai Miao都与涉及大型犯罪网络的人士存在联系。

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外界了解张婉莹在美国的活动提供了难得的线索。联邦调查人员指控，她多年来一直在美国境内为中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

在加州生活期间，张婉莹似乎经常出入富裕人士的社交圈。她曾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发布自己坐在布加迪跑车内的照片，称这辆车属于朋友。

但这辆车的实际车主似乎是美国司法部认定的一个诈骗集团的“打手”。美国检方指控，这个集团利用现代奴役制度实施诈骗，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美国政府指控，国际企业集团太子集团在柬埔寨经营至少10处涉嫌强迫劳动的场所，利用被迫劳动的人员实施网络诈骗，从美国人手中骗取至少150亿美元。

张婉莹还与Fatai Miao维持了多年的关系。Fatai Miao是远锦开发建筑有限责任公司（Yuanjin Development & Construction LLC）的注册代理人和组织设立者。公司登记地址位于尔湾星际街一栋拥有五间卧室的住宅。

Fatai Miao从事建筑业，他将一家企业注册在这栋价值450万美元的郊区住宅内。检方称，这处房产还曾被一个涉嫌中国洗钱组织用作藏匿赃款的地点。根据2023年提交的一份刑事起诉书，这个洗钱组织涉嫌与墨西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合作。

Fatai Miao没有在这起案件中受到起诉，名字也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中。

根据刑事起诉书附带的宣誓书，2023年3月1日，美国缉毒局（DEA）特遣队执法人员史蒂文·冈萨雷斯追踪到一个涉嫌“大型洗钱组织”的成员。此人将一个“红色、中等大小、装有重物的手提袋”送到上述住宅。

冈萨雷斯在2023年5月提交的文件中写道：“根据我的培训经历、执法经验、对本案调查的了解，以及与熟悉洗钱手法的执法人员进行的交流，我认为，这名男子刚刚提取并交付了一笔美元现金，而这笔钱来自非法活动。”

缉毒局称，这只是洛杉矶县和橙县多个藏钱地点发生的现金交接活动之一。

根据缉毒局提供的照片，在涉及贩毒集团的洗钱案件中，一名被告曾通过自动取款机存入涉嫌来自毒品交易的现金。

Fatai Miao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检方表示，上个月，联邦调查局持搜查令破门进入他在尔湾的住宅前几天，他购买单程机票飞往中国。

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个犯罪团伙经营未经许可的货币兑换业务，为锡那罗亚贩毒集团清洗数百万美元资金。

上周三，在张婉莹的第二次法庭听证会上，一名联邦检察官声称，张婉莹同样经营着“未经许可的货币兑换”业务，并将19万美元利润汇入自己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不过，无论是在庭审过程中，还是在涉及张婉莹的公开法律文件中，美国政府都没有提及她与上述贩毒集团存在任何关联。

2024年4月，检方另外起诉了这个犯罪组织的24名成员。起诉书附有联邦执法人员查获物品的照片，其中包括成捆的100美元钞票，以及整车装载的块状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照片显示，执法人员在2021年1月查获了一袋现金。缉毒局还称，在调查期间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超过50公斤含有可卡因的毒品。

这个组织的一些成员使用“海洋”“蝙蝠侠”和“P博士”等绰号。

2023年5月12日，调查人员逮捕了一名涉嫌领导这个组织的男子。

根据缉毒局执法人员在宣誓书中的记载，这名男子表示，他的团队有10至20人，而且“他出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诈骗活动”。

执法人员写道：“后来，他承认自己在2020年及之前曾经处理过贩毒所得，但表示这件事很可怕，因为一旦有任何资金损失，就会面临那些墨西哥人带来的后果。”

Fatai Miao在远锦开发建筑公司的商业伙伴Cheng Zhang，与太子集团一名涉嫌负责暴力威胁和强制执行事务的核心人物也存在商业合作关系。

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美国检方指控，这个组织利用强迫劳动，通过诈骗窃取数十亿美元，并清洗犯罪所得。

加州企业大宝有限责任公司（Big Bow LLC）由Cheng Zhang和另一家公司共同管理。另一家公司是M Capital Global California LLC，实际控制人为陈星。

美国司法部将陈星描述为太子集团的“打手”。

CBS新闻确认，陈星就是去年纽约联邦检察官起诉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时，在起诉书中被称为“二号共谋者”的男子。

这份起诉书将太子集团描述为“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

检方称，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各地经营强迫劳动诈骗园区，实施加密货币投资诈骗，为陈志及相关人员攫取巨额利润”。

起诉书写道：“数千名外来务工人员原本前往柬埔寨等地寻找工作机会，却遭到人口贩运，被迫进入诈骗园区，从事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及其他欺诈活动，期间经常受到暴力威胁。”

“这些诈骗园区设有大型宿舍，周围筑起高墙并架设铁丝网，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营地。”

检方公布的照片还显示，太子集团曾利用大量手机组成的设备群实施诈骗。

美国联邦政府在打击太子集团的行动中查扣了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司法部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比特币查扣行动。

太子集团否认有关指控，并将美国执法行动称为“披着执法外衣的资产掠夺”。

起诉书指出，“二号共谋者”利用“腐败和暴力手段维持太子集团在诈骗行业的主导地位”，其中包括涉嫌购买一艘价值300万美元的游艇，作为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的礼物。

检方还指出，“二号共谋者担任太子集团子公司Awesome Global的董事长”。

企业登记资料显示，柬埔寨确实存在一家名为Awesome Global的公司，董事长名单同时列有陈志和陈星。

8月8日，国际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道项目”（OCCRP）首次披露，“二号共谋者”就是陈星。

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情报活动的张婉莹，也与这名被指充当犯罪集团“打手”的陈星存在关联。

2024年，张婉莹在小红书发布照片，显示自己坐在一辆布加迪Chiron超级跑车的驾驶座上。

她配文写道：“看看我朋友的豪车！”

这张照片已于本周被删除。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这辆车属于自称“扑克赌徒”和加密货币交易者的费文志。

不过，费文志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拥有这辆车，而是从陈星那里借来的。

他形容陈星是自己的“朋友”，也是一名“慷慨的绅士”。

费文志表示，自己对陈星的商业活动和太子集团“一无所知”。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显示，费文志曾与陈星一起出现在停放着多辆罕见豪华跑车的车库中。

他还曾在一艘约22米长的游艇前拍照。根据海关记录，这艘名为“苏珊号”的游艇由陈星从新加坡进口。

费文志在Instagram发布的另一段视频中，曾坐进一辆停在加州约巴林达一处住宅车道上的法拉利跑车。

这处住宅属于罗平华。由于涉及太子集团，美国财政部已经对他实施制裁。

2024年，费文志通过自己的交易公司Block Infinity，为加密货币行业人士组织了一场豪华“游艇活动”。

活动地点设在新加坡一栋由太子集团拥有的大楼内。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在这栋楼里拥有一套价值1600万美元的豪华公寓。

费文志向CBS新闻表示，自己并未参加这场活动，也不认识张婉莹。

对于与陈星的关系，他表示，两人“并没有那么亲近”。

费文志说，自从美国司法部对太子集团提出指控后，陈星就“很难联系上了”。

费文志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

张婉莹除了涉嫌未经登记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外，也没有受到其他刑事指控。

美国联邦执法部门迄今公开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内容将张婉莹或费文志与太子集团、贩毒集团洗钱活动直接联系起来。

此外，“张”是中国常见姓氏，因此不能仅凭姓名推断张婉莹与Fatai Miao的商业伙伴Cheng Zhang，或者涉嫌为贩毒集团洗钱的Sai Zhang存在亲属关系。

今年6月，太子集团一名发言人曾向“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道项目”表示：“陈先生及旗下公司并不是什么犯罪集团，而是一批合法经营的企业，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服务，雇用了数以万计的员工。”

发言人还说：“陈志和太子集团旗下公司是无辜的。美国政府提出的那些荒唐、毫无根据的指控，如今又被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辖区照搬。”

CBS新闻通过电话联系到Fatai Miao的儿子。

他表示，父亲不愿对此事发表评论，并称自己不认为父亲知道，企业登记地址曾与涉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存在关联。

Fatai Miao的儿子还证实，父亲三周前持单程机票飞往中国，目前仍留在中国。

加美财经解释：加拿大技术移民实施重大改革，对申请者意味着什么？

Sat, 17 Oct 2026 06:47:14 GMT

加拿大联邦政府10月16日宣布，从11月3日起调整技术移民评分制度。

Photo by Jason Hafso on Unsplash

在加拿大从事高薪职业的外国人，可以凭本地工作经验获得额外加分；尚未在加拿大工作的申请人，如果获得符合条件的加拿大雇主聘书，也有机会获得较高分数。与此同时，政府取消了这些移民申请中对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MIA）的要求。

这次改革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加拿大将更加看重移民申请人从事的职业，以及他们能否在加拿大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来说，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机会可能因此增加。

不过，改革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拿到加拿大公司的聘书就能移民，也不意味着外国人可以不办理工作签证就直接来加拿大上班。

在加拿大工作一年，现在可能多拿70分

加拿大技术移民主要通过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系统筛选申请人。

符合条件的人先进入候选人名单，政府根据年龄、学历、英语或法语能力、工作经验等因素计算综合排名分数，再定期邀请达到要求的人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分数越高，通常越有机会获得邀请。

过去，申请人可以凭在加拿大工作的年限获得一定分数。以没有随行配偶的申请人为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可获得40分，工作三年可获得64分，工作五年以上最多可获得80分。

新政策保留了这些工作经验分数，同时给从事高薪职业的人增加额外奖励。

政府按照各职业在加拿大的工资中位数，把符合条件的职业分成三个档次。

最高一档的职业工资中位数至少达到全国基准的两倍，申请人只要拥有至少一年的相关加拿大工作经验，就能额外获得70分。

第二档的工资中位数至少达到全国基准的1.5倍，可以额外获得40分。

第三档至少达到全国基准的1.3倍，可以额外获得20分。

以一名没有随行配偶的软件工程师为例。

假设他已经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原本可以获得40分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分数。由于软件工程师被列入第二档高薪职业，他在新政策下还能额外获得40分。

也就是说，同样一年的加拿大工作经验，以前计40分，改革后可以计80分。

他的年龄、学历、语言成绩和工作经历都没有改变，但快速通道综合排名分数可能因此提高40分。

如果一名医生从事的是最高档次的职业，并且已经积累一年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工作经验，那么工作年限的40分加上高薪职业奖励的70分，这部分就能达到110分。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薪职业，并不是要求申请人本人的工资必须达到某个标准。

政府看的是整个职业在加拿大的工资水平，而不是个人的实际收入。

因此，即使一个软件工程师的收入低于同行平均水平，只要他的工作属于政府认定的高薪职业，而且相关工作经验符合要求，仍然可以获得额外分数。

反过来，即使一个人的工资很高，但从事的职业不在政府公布的名单中，也不能因此获得高薪职业奖励。

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有雇主聘书也可能获得高分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重新给加拿大雇主聘书计算移民分数。

加拿大曾在2025年3月取消快速通道原有的雇主聘书加分。如今，政府决定恢复这项评分，但只奖励符合条件的高薪职业。

按照新规定，最高档次高薪职业的有效聘书可以获得100分，第二档获得70分，第三档获得50分。

这意味着，即使申请人从未在加拿大工作过，只要符合快速通道的申请资格，并且拥有一份符合要求的加拿大雇主聘书，就可能在综合排名中取得额外优势。

例如，一名目前在中国工作的软件工程师获得加拿大科技公司的正式聘书。如果职位符合第二档高薪职业的要求，他就可能凭这份聘书获得70分，而不必先到加拿大工作一年。

不过，新的工作经验评分和雇主聘书评分不能同时领取。

移民部会比较两种计算结果，只采用分数较高的一项。

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凭一年加拿大工作经验及高薪职业奖励可以获得80分，同时又持有一份价值70分的有效聘书，那么最终采用的是80分，而不是两者相加的150分。

因此，并不是每个持有雇主聘书的人都会增加50至100分。对于已经拥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申请人，最终能增加多少分，取决于两种评分方式的比较结果。

取消LMIA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次改革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政府决定取消雇主聘书的LMIA要求。

LMIA的中文名称是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它主要用于评估雇主聘用外国劳工是否会影响加拿大劳动力市场。

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如果想通过临时外国劳工计划聘用海外人员，需要先申请LMIA，证明确实有必要招聘外国员工。

LMIA的办理程序可能涉及招聘广告、劳动力市场审查等要求，给雇主带来额外时间和行政成本。

从11月3日起，加拿大移民部在认定快速通道的有效雇主聘书时，不再要求申请人为获得新的移民加分而提供LMIA。

这一变化也适用于符合条件的联邦技术移民和联邦技工移民申请人在使用雇主聘书满足项目资格要求时的相关LMIA规定。

这对已经获得加拿大公司聘书、却没有LMIA的申请人尤其重要。

但是，取消移民申请中的LMIA要求，不等于取消来加拿大工作的LMIA要求。

两者是不同的程序。

如果一个人在中国获得加拿大公司的聘书，希望直接通过快速通道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新政策允许移民部在没有LMIA的情况下评估这份聘书，并在符合条件时给予相应分数。

但如果这个人希望先来加拿大上班，通常仍然需要获得工作许可。如果申请的工作许可类别要求LMIA，雇主依然必须办理。原本享有LMIA豁免的工签类别，则继续按照各自的规定办理。

也就是说，同一份聘书，在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时可能不需要LMIA，但在申请某些工作签证时仍然需要LMIA。

此外，移民部并没有放弃对雇主聘书的审查。

移民官仍然需要核实雇主是否正常经营，是否确实需要招聘这名员工，是否有能力履行聘书中的承诺，以及申请人是否具备从事相关工作的资格。

因此，找一家公司随便开一份聘书，并不能保证获得移民加分。

哪些职业最有优势？

根据移民部公布的名单，符合条件的高薪职业共有186种。

最高档次有31种职业，包括家庭医生、专科医生、律师、法官、金融经理以及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档共有89种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网络安全专家、土木工程师、注册护士、教师，以及部分电力和建筑行业技术人员。

第三档共有66种职业，包括会计师、金融分析师等。

职业是否符合要求，最终取决于加拿大国家职业分类系统中的具体代码，而不能单凭工作名称判断。

不在高薪职业名单上的申请人，也并非失去申请永久居民的资格。

他们仍然可以按照现有规定凭加拿大工作年限获得分数，只是无法获得新增的高薪职业奖励。符合条件的雇主聘书也仍可能帮助他们满足某些移民项目的申请资格，但不能获得新的高薪职业聘书加分。

已经进入移民候选人名单的人怎么办？

对于已经进入快速通道候选人名单的人，移民部将在11月3日新政策生效后自动重新计算分数。

如果申请人拥有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工作经验，新的高薪职业奖励会纳入重新计算的结果。

但如果申请人希望凭雇主聘书获得加分，就需要确保自己的快速通道档案包含完整、准确的聘书信息。移民部建议相关申请人在11月3日前更新档案。

由于系统需要重新计算现有申请人的分数，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两周。在此期间，快速通道将暂停发出新一轮永久居民申请邀请，待重新计算完成后恢复。

加拿大为何调整移民评分标准？

加拿大移民部长莉娜·梅特莱吉·迪亚卜周五在安大略省基奇纳市宣布改革时表示，随着各国争夺技术人才的竞争加剧，加拿大必须继续吸引那些能够推动创新、扩大企业规模，以及帮助建设住房和基础设施的专业人才。

她表示，加拿大需要一个管理良好、运行可预测，而且更加符合经济需求的移民体系。

从新政策可以看出，加拿大正在进一步改变技术移民的筛选重点。

过去，年龄、学历、语言能力和工作经验是决定申请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政府希望通过额外加分，让从事特定高薪职业、已经融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或者能够获得加拿大雇主聘书的人取得更大优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技术移民整体门槛降低。

快速通道仍然实行竞争性排名，永久居民申请邀请也受到各轮抽选条件和最低分数线的限制。

政府给某些申请人增加分数，并不会自动增加永久居民名额。如果大量从事高薪职业的申请人同时获得加分，其他申请人的相对竞争力反而可能下降。

因此，这次改革最重要的变化，不是让所有外国人更容易移民加拿大，而是加拿大政府开始更加明确地决定，希望哪些职业的人优先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年轻选民上次倒向了特朗普，这次他们又要变了

Fri, 16 Oct 2026 17:34:08 GMT

纽约时报报道说，对雷米·马丁内斯来说，让他改变主意的是驱逐移民的行动；对迈克尔·约翰逊来说，是经济问题；对苏珊娜·布里奇斯来说，则是爱泼斯坦案文件，以及她眼中特朗普政府内部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

这三名美国选民两年前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如今，他们都感到后悔。他们表示，今年要么投票支持民主党，要么干脆不投票。

26岁的约翰逊在爱荷华州德梅因一家塑料公司担任销售代表。他说：“这次我绝不能再投共和党了，绝对不行。”

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大学联合民调的分析，2024年，55%的年轻男性选民支持特朗普。这与过去几届选举形成鲜明对比，以往年轻美国选民大多支持民主党。年轻女性也出现了向共和党倾斜的趋势，只是幅度没有男性那么大。

如今，民主党在年轻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以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这部分选民的政治立场仍有很大变数，约10%的年轻男性尚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

年轻女性的变化更加明显。2024年，31%的年轻女性支持特朗普，而最新分析显示，如今只有13%的年轻女性支持共和党。

加州奥克维尔21岁的马科斯·希门尼斯正在学习，准备将来成为数学教师。他说：“特朗普关注的事情根本不对。”

希门尼斯表示，自己当初投票支持特朗普，是因为相信他在经济方面作出的保证，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场战争和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

他说：“他把注意力都放在国外的事情上，比如战争。我希望他能多关心国内的问题。”

希门尼斯表示，今年秋天他会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更关心普通民众”。

两年前，年轻选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选择了特朗普。这些年轻选民中，近一半是少数族裔。

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利比里亚，15岁时移民美国爱荷华州，不久后取得美国国籍。

约翰逊说，自己当初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

他并不是唯一因为这个问题而对民主党产生反感的年轻男性。《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大学的民调发现，半数年轻男性认为民主党过于左倾。

约翰逊当时对选举充满热情，甚至说服了大家庭中的15名亲戚一起投票支持特朗普。

但如今，他认为还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汽油和住房价格。

约翰逊有七个朋友不得不找第二份工作，他自己也是如此。白天，他在塑料公司上班；晚上，他还要到全食超市工作。

他说，母亲经营的非洲商品商店面临租金上涨，汽油价格也让一家人难以承受。

约翰逊说：“特朗普正在变成一个疯狂的糟老头。他现在根本不在乎了。”

不只是最年轻的选民开始远离共和党。30岁至44岁的选民也出现了明显转向。

在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中，特朗普原本领先民主党17个百分点，如今却变成民主党领先6个百分点。

44岁的马丁内斯在堪萨斯州西部一家卡车运输公司担任调度员。他说，当初民主党搞的“那些觉醒主义的东西”让他转而支持特朗普。

如今，他后悔了。

马丁内斯是西班牙裔。他强调，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的选民都反对驱逐非法移民。

他说：“我也不希望强奸犯住在我的社区里。”

但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驱逐行动已经波及“那些在这里生活多年、辛勤工作的人”。

马丁内斯居住在堪萨斯州加登城。当地以肉类加工产业为主，拥有大量西班牙裔居民。

他说，镇上有太多人被带走，如今整个地方看起来几乎“停摆了”。

马丁内斯说：“他们简直是在抓所有人，见车就拦。”

他表示，今年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他准备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亚当·汉密尔顿。他还鼓励20多岁的女儿在德克萨斯州支持詹姆斯·塔拉里科。

他说：“政府必须受到制衡。”

2024年，共和党在年轻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上升，尽管增幅小于年轻男性。但如今，民主党在年轻女性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接近70个百分点。

22岁的布里奇斯在德克萨斯州中部农村长大。作为天主教徒，她不认同民主党在跨性别青少年问题上的立场。

两年前，她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如今，她即将进入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攻读国际事务研究生学位，对特朗普政府越来越不满。

她不喜欢特朗普对待美国盟友的方式。特朗普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时，她感到愤怒，因为她的宗教信仰要求人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特朗普禁止部分新闻机构进入白宫，也让她无法接受。

布里奇斯说，特朗普对爱泼斯坦案文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令她震惊。她还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让女性的社会地位倒退。

她说：“我相信你知道安德鲁·泰特是谁。”

泰特是网络红人，以宣扬男性沙文主义观点著称，曾因涉嫌强奸和人口贩运被捕。

布里奇斯接着说：“这个政府现在推崇的就是那种男人，极端、极端强调男子气概的男人。”

她说：“我是保守派天主教徒，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我们尊重女性。”

不过，布里奇斯也不觉得民主党有多大吸引力。

她不信任塔拉里科，一方面是因为他改变了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把宗教信仰与政治混在一起。

布里奇斯表示，她不打算参加今年的选举投票。

这样的选择并不罕见。2022年上一次中期选举中，30岁以下选民的投票率只有约30%，而65岁以上选民的投票率接近70%。

与那些党派立场已经比较固定的年长选民不同，年轻选民仍在尝试不同的政治理念，寻找适合自己的立场。

26岁的利亚姆·霍华德在新罕布什尔州一个政治立场保守的家庭长大。家人经常观看福克斯新闻，也喜欢收听保守派广播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的节目。

霍华德说，刚开始拥有投票权时，他认为自己是自由意志主义者。2018年第一次参加选举，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

后来，他上了大学，才“发现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什么怪人”。

如今，霍华德的工作是制造车辆应急警示灯。他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房价已经高到他根本负担不起。

他说：“我每周在工厂工作40个小时，连一间破破烂烂的单间公寓都租不起。要是放在30年前，干我这份工作就能买得起房子。这简直太疯狂了。”

这样的经济现实，让霍华德开始支持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及邻近佛蒙特州的独立派社会主义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大学的民调显示，约30%的年轻选民表示更愿意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群体。

霍华德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自己如今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2024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投票。

在他看来，哈里斯缺乏真正的政策构想，而且他不喜欢她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

但今年选举季，美国各地有多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党内初选中获胜，让霍华德感到兴奋。他说，自己现在有了投票的动力。

尽管年轻选民总体上正在远离共和党，但今年秋天的选举中，仍有约44%的年轻男性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28岁的康纳·弗雷德里克森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经营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他说，特朗普正在“努力重建美国，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独立”。

弗雷德里克森接着说：“他做的每件事都对吗？不是。但没有人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对。”

许多年轻选民表示，他们希望找到能够让普通人负担得起生活的政治人物，至于对方属于哪个政党，并不重要。

这种心态正在改变美国选民原本相对固定的党派归属。

25岁的瑞安·盖林斯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从事超市营销工作，自认为是共和党人。

他信奉天主教，支持小政府理念，2016年就支持特朗普，尽管当时年龄太小，还没有投票资格。

盖林斯至今仍认同他所说的共和党价值观，但他认为，如今的共和党政治人物大多只会对特朗普唯命是从。

他说，2024年自己投票支持小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现在对此感到后悔。

如今，吸引他的政治人物包括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纽约市长佐赫兰·曼达尼，以及肯塔基州不按共和党主流立场行事的联邦众议员托马斯·马西。

盖林斯说，无论这些政治人物属于哪个阵营，他们似乎都真心致力于解决生活成本问题，而不是随着政治风向改变立场。

他说：“我喜欢曼达尼为自己的民众做事。”

盖林斯接着说：“如果政府的钱注定要被浪费，那还不如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

民调显示，18岁至29岁的选民中，三分之一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群体。

盖林斯表示，他准备在今年的选举中投票支持汉密尔顿。

但总体而言，他对两党都感到失望。

他说：“我们现在很迷茫，也准备好改变方向了。到了这个地步，往哪儿走都行。我们已经厌倦了现在这些政治争论。”

皮尤最新调查：美国人对华印象略有回升，共和党内部对中国和以色列态度出现明显代际分歧

Fri, 16 Oct 2026 17:06:51 GMT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0月16日公布的两份研究显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仍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与2021年的低点相比，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评价已有明显改善。

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普遍比年长者温和，共和党内部的年龄差异尤其突出。35岁以下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则有超过半数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两份研究还揭示了美国公众对其他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态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意大利获得较高评价，俄罗斯的评价明显低于其他受调查国家。

不同政党之间的外交观念存在显著差异，而共和党内部的代际分歧不仅涉及中国和俄罗斯，也延伸到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北约和联合国。

皮尤研究中心于9月14日至20日调查了5193名美国成年人，要求受访者使用0至100分的量表评价其他国家。0分代表极度负面，50分代表中立，100分代表极度正面。每名受访者随机评价18个国家中的4个国家。这种方法既能比较各国平均得分，也能区分正面、中立和负面评价。

另一份关于共和党内部年龄差异的研究，则综合了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1月、3月、5月和9月开展的多项调查，以比较不同年龄群体对外国政府、其他国家民众以及国际组织的态度。

中国评价从2021年低点回升，但负面看法仍占多数

在最新调查中，中国获得37分的平均评价，比2021年的28分提高9分，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已经从五年前的低点回升。不过，与2018年的42分以及2016年的39分相比，目前的评价仍然偏低。

从受访者的具体评分来看，54%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7%持中立态度，19%持正面看法。

2021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68%，持正面看法的只有11%，中立者占20%。经过五年的变化，负面评价比例下降14个百分点，正面评价比例增加8个百分点，中立比例增加7个百分点。

强烈反感中国的美国人也有所减少。2021年，有47%的受访者在100分制量表上给中国打出0至24分，属于极度负面评价。2026年，这个比例降至34%。

不过，评价回升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已经普遍转向对中国友好。负面看法仍然占多数，正面评价者不足五分之一。在18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的37分仍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沙特阿拉伯的36分和俄罗斯的27分。

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差距。民主党人及倾向民主党的独立选民对中国的平均评价为43分，共和党人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选民则只有29分，相差14分。

共和党人中，68%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10%持正面看法，22%持中立态度。民主党人的评价相对温和，44%持负面看法，26%持正面看法，29%持中立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政党的对华评价都比2021年有所改善。民主党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从15%升至26%，共和党人则从5%升至10%。

共和党内部最强烈的负面情绪也有所减弱。2021年，37%的共和党人给中国打出最低的0分，今年这一比例降至19%。

年龄差异同样明显。50岁以下美国成年人对中国的平均评价为42分，50岁及以上群体只有31分。

年轻群体虽然相对温和，但仍以负面看法为主。50岁以下受访者中，47%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4%持正面看法，27%持中立态度。相比之下，50岁及以上群体有61%持负面看法，持正面看法的只有11%。

在极度负面评价方面，50岁及以上美国人的比例为42%，50岁以下则为27%，相差15个百分点。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长期高于年长群体，过去十年两者的平均得分差距基本维持在10分左右。此次调查显示，虽然各年龄段对中国的评价都有所改善，但这种代际差异并未消失。

共和党年轻选民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共和党内部的代际差异，在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月20日至26日开展的另一项调查，要求美国人判断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调查显示，55%的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41%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只有2%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

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只有29%认为中国是敌人，60%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

35岁至49岁的共和党人中，36%认为中国是敌人。

也就是说，在认定中国是美国敌人这一问题上，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与35岁以下共和党人之间存在26个百分点的差距。

这种差异在9月的国家评价调查中再次得到体现。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给中国打出35分，35至49岁共和党人打出33分，而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只有23分。

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年轻人对中国评价更高的现象，但在是否将中国视为敌人的问题上，年龄差距明显小于共和党。

今年1月，14%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72%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18至34岁的民主党人中，认为中国是敌人的比例只有9%，50岁及以上群体则为18%。

从美国成年人整体来看，28%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共和党人的比例为44%，民主党人只有14%。

这些数据反映出，美国两党以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对中国的评价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判断存在明显分歧。特别是在共和党内部，年轻群体虽然并不普遍对中国抱有好感，但更倾向于将中美关系理解为竞争关系，而非敌对关系。

俄罗斯评价最低，共和党年轻人与年长者态度差异明显

除了中国，俄罗斯是美国社会和共和党内部存在明显代际差异的另一个国家。

在9月的调查中，俄罗斯的平均评价只有27分，是18个受调查国家中得分最低的。51%的美国成年人对俄罗斯持极度负面看法，23%直接给俄罗斯打出0分。

相比之下，对中国持极度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34%，对沙特阿拉伯持极度负面看法的占32%。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各有14%的受访者给出0分。

美国公众对俄罗斯的平均评价从2016年的35分下降至27分，但与2018年相比变化不大。过去十年，持极度负面看法的比例从35%升至51%。

俄罗斯也是一个特殊例子。在这18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获得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高的平均评价，尽管两个政党的总体评价都明显偏低。

民主党人中，56%对俄罗斯持极度负面看法，共和党人的比例为48%。

共和党内部的年龄差异同样突出。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给俄罗斯打出33分，35至49岁共和党人也是33分，而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只有23分。

今年1月的调查还显示，35岁以下共和党人中，35%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48%认为俄罗斯是竞争对手。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中，认为俄罗斯是敌人的比例则达到58%。

不过，与中国问题不同，民主党内部对于俄罗斯的判断也存在显著代际差异。18至34岁的民主党人中，42%认为俄罗斯是敌人，50岁及以上民主党人的比例达到71%。

从美国成年人整体来看，51%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明显高于认为中国是敌人的28%。

加拿大仍受美国人欢迎，但共和党年长选民的评价明显下降

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加拿大获得67分，是美国公众评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48%的美国成年人给加拿大打出76至100分，属于极度正面评价。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受调查国家。

不过，加拿大的整体评价已经从2018年的71分降至67分。对加拿大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从12%增加至17%。

这种变化主要来自共和党，尤其是年长共和党人。

2018年，59%的共和党人对加拿大持正面看法，今年降至50%；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则从15%上升至23%。

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对加拿大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从2018年的61%降至今年的47%。相比之下，年轻共和党人的态度没有发生统计上显著的变化。

9月的调查进一步显示，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给加拿大打出63分，35至49岁共和党人打出59分，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只有55分。

民主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则基本保持稳定。加拿大仍是民主党人评价最高的受调查国家。

两党之间的差距相当明显。民主党人给加拿大的平均得分比共和党人高19分，是这次调查中最突出的政党差异之一。

加拿大在共和党内部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加拿大是最受欢迎的国家；但在共和党人眼中，加拿大的评价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日本和意大利。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近年来美国公众对加拿大评价的下降，主要与年长共和党人态度的变化有关，而不是美国社会所有群体都出现了同样的转变。

日本评价持续改善，英国和印度则出现下降

与中国和加拿大不同，日本是过去十年美国公众评价持续改善的国家之一。

今年日本获得65分，高于2016年的57分。

2016年，44%的美国成年人对日本持正面看法，今年升至65%。

这一变化同时出现在共和党、民主党以及不同年龄群体之中。

2016年，43%的共和党人对日本持正面看法，民主党人的比例为46%。今年，两党比例分别升至66%和67%，差距几乎消失。

年龄方面，2016年50岁以下与50岁及以上美国人对日本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分别为44%和43%。今年分别升至66%和63%。

英国则呈现相反趋势。

美国公众对英国的平均评价从2016年的66分降至今年的60分，下降主要来自共和党选民。

2016年，67%的共和党人对英国持正面看法，今年只有45%。民主党人的评价变化较小。

十年前，共和党人对英国的态度比民主党人更积极，如今这种政党差异已经逆转。不过，两党中对英国持正面看法的人仍然多于持负面看法的人。

英国原本存在的年龄差异也已经消失。2016年，64%的50岁及以上美国人对英国持正面看法，50岁以下群体为56%。如今两个年龄群体的比例都是54%。

印度的评价同样出现下降。

今年印度获得46分，低于2018年的51分。

共和党人对印度的负面评价上升尤其明显。2021年，26%的共和党人对印度持负面看法，今年达到43%，高于持正面看法的23%以及持中立态度的33%。

印度还是这次调查中一个特殊的例子。美国年轻人通常对其他国家评价更高，但对印度却恰好相反。

50岁以下美国人中，41%对印度持负面看法，而50岁及以上群体的比例只有30%。在18个受调查国家中，印度是唯一出现年轻群体负面评价比例高于年长群体的国家。

墨西哥则与日本、中国一样，近年来评价有所改善。

墨西哥今年获得55分，高于2016年的50分。对墨西哥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从十年前的36%增加至47%。

民主党人对墨西哥的态度尤其积极。2016年，47%的民主党人对墨西哥持正面看法，今年达到61%。

共和党人的正面评价比例近年也有所上升，但两党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民主党人对墨西哥的平均评价比共和党人高18分，对墨西哥持正面看法的比例约为共和党人的两倍。

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年龄差异。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给墨西哥打出49分，35至49岁共和党人打出47分，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则为43分。

共和党内部对以色列的分歧更加突出

如果说年轻共和党人对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评价普遍高于年长共和党人，那么在以色列问题上，情况恰好相反。

皮尤研究中心5月4日至17日开展的调查显示，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中，68%对以色列政府持正面看法，而18至34岁共和党人的比例只有28%。

两者相差40个百分点。

对以色列民众的评价也存在类似差异。

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中，79%对以色列民众持正面看法，35岁以下共和党人的比例只有43%，相差36个百分点。

这种分歧并非一直如此。

2019年，71%的35岁以下共和党人对以色列民众持正面看法，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的比例为82%，当时两者仅相差11个百分点。

从2019年到2026年，年轻共和党人对以色列民众的正面评价比例下降28个百分点，年长共和党人的比例则仅下降3个百分点。

民主党内部同样存在年龄差异，但对以色列政府的总体评价明显低于共和党。

今年5月，只有16%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政府持正面看法，共和党人的比例为51%。

民主党内部，18至34岁群体对以色列政府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为12%，50岁及以上群体为20%。

对以色列民众，43%的民主党人持正面看法，共和党人的比例为65%。

如果将美国成年人整体计算，32%对以色列政府持正面看法，52%对以色列民众持正面看法。

调查区分了对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民众的态度，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结果显示，在共和党内部，年轻人与年长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都十分明显，尤其是年轻共和党人对以色列民众的评价较2019年出现大幅下降。

年长共和党人对北约和联合国的评价明显低于年轻共和党人

两代共和党人不仅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存在分歧，对于美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也持不同态度。

皮尤研究中心3月23日至29日的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中，57%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持正面看法，54%对联合国（UN）持正面看法。

但政党之间的分歧十分明显。

75%的民主党人对北约持正面看法，共和党人只有42%。

对联合国持正面看法的民主党人占72%，共和党人为38%。

共和党内部的年龄差距也很突出。

18至34岁的共和党人中，53%对北约持正面看法，35至49岁群体为45%，50岁及以上群体只有34%。

对联合国的态度呈现类似趋势。35岁以下共和党人中，48%持正面看法，35至49岁群体为42%，50岁及以上群体只有31%。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共和党内部对于北约的年龄分歧是近几年才明显出现的。

2022年，55%的共和党人对北约持正面看法，当时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

到了2026年，共和党整体的正面评价比例降至42%，而50岁及以上共和党人的态度明显比年轻共和党人更加负面。

联合国的情况略有不同。自至少2020年以来，共和党内部对联合国的评价就存在年龄差异，年长共和党人一直是态度最负面的群体。

民主党内部对这两个组织的态度相对一致。

18至34岁的民主党人中，71%对北约持正面看法，50岁及以上民主党人的比例为80%。

对联合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分别为68%和77%。

研究发现，在北约和联合国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分歧明显大于民主党。

美国外交观念的分歧不仅存在于两党之间，也存在于共和党内部

两份研究综合呈现出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几个重要变化。

首先，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已经从2021年的低点有所回升，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年轻人和年长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负面看法仍占多数。

其次，共和党内部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存在持续的代际差异。年轻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将这两个国家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年长共和党人对两国的负面评价更强烈。

第三，共和党内部的代际分歧并不遵循简单的亲近或疏远某个国家的模式。年轻共和党人对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评价更高，却对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民众持明显更负面的看法。他们对北约和联合国的态度，也比年长共和党人更加积极。

最后，传统上较受美国公众欢迎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同变化。日本的评价持续改善，加拿大和英国虽然仍得到多数美国人的正面评价，但在共和党选民，特别是年长共和党人中，支持程度有所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相关调查中，共和党内部的年龄差异往往比民主党更加明显。某些议题上，年轻共和党人的观点甚至比他们与年长共和党人的观点更接近民主党人。

不过，这些调查反映的是不同年龄群体当前的态度，并不能直接证明年轻共和党人未来会继续保持这些观点，也不足以判断共和党外交政策将朝哪个方向变化。

研究所呈现的现实是，美国社会的外交观念不仅存在传统的党派分歧，即使同属共和党，不同世代对中国、俄罗斯、美国盟友及国际组织的认识，也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好感度调查采用的是2026年9月14日至20日的数据，涵盖5193名美国成年人，其中1168人回答了中国评价问题。有关中国和俄罗斯是否属于美国敌人的数据来自1月调查，以色列相关数据来自5月，北约和联合国数据来自3月。各项调查提出的问题和衡量标准不同，因此国家好感度、敌对关系判断以及对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支持比例不能直接相互换算。

时报观点：特朗普企图驱逐奥马尔，让美国又向深渊迈进了一步

Fri, 16 Oct 2026 12:42:44 GMT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米歇尔·戈德堡自 2017 年以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作家。

里根在总统任期结束前的告别演讲中，强调了移民对于美国伟大的根本意义。

他说：“我们之所以引领世界，是因为我们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的人民，也就是我们的力量，来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

里根提到，他曾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一个人不可能仅仅因为搬到法国生活就成为法国人，也不可能因为移居日本就成为日本人，“但是，任何人，无论来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来到美国生活，成为美国人。”

特朗普以散布奥巴马出生地的谎言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如今正一心要摧毁这一理想。

在特朗普及其政治运动看来，真正的美国人是由种族和血统决定的。特朗普政府向出生公民权发起的战争，正是源于这种信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一边指责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一边又将难民安置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南非白人。

去年，万斯攻击犹太裔组织美国反诽谤联盟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他说：“我认为，那些祖先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的人，比那些声称他们不属于这里的人，对美国拥有大得多的归属权。”

如今，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剥夺出生于索马里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的美国国籍，以便将她驱逐出境。

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再次迫害某个政治敌人。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不言明的情况下宣告，所有出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其公民身份都只是暂时得到认可，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资格随时可能被取消。这是对宪法平等原则的正面攻击。

正如汉娜·阿伦特曾经写道的那样，作家约翰·甘茨最近提醒我注意到了这段话：“人们几乎忍不住想用有关政府行使剥夺国籍这一主权权利的程度，来衡量它们受到极权主义侵蚀的程度。”

本周，正如你可能已经读到的消息，大约20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突袭了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的住所，扣押了她的手机、电脑等物品。

周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项调查旨在撤销奥马尔通过入籍取得的美国公民身份，为将她驱逐出境铺路。

为了把奥马尔赶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调查她本人的行为，还在审查她父亲当年的行为。

奥马尔十几岁时，她的父亲曾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整起案件的关键似乎在于，当时奥马尔究竟是18岁还是17岁。

我不知道奥马尔或她的父亲是否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她的父亲已于2020年去世。不过，她当年移民申请材料中的具体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重点。

真正重要的是，特朗普之所以把奥马尔作为打击目标，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更因为她的族裔背景。

奥马尔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才几个月，特朗普就开始要求把她赶出美国。在特朗普的竞选集会上，人群兴奋地高喊：“送她回去！”

去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称奥马尔是“垃圾”，并进一步攻击整个索马里裔群体，宣称：“我不想让他们待在我们的国家。”

随着特朗普的政治处境日益恶化，他针对索马里人的言论也越来越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

上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曾经伟大的明尼苏达州正在被索马里移民占领。”

他接着发出呼吁，简直像是在煽动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集体暴力袭击：“反击吧，明尼苏达，反击！如果有需要，联邦政府会来救你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相信特朗普政府调查奥马尔是出于善意，那只能说是在故意表现得天真。

即使特朗普政府最终未能剥夺奥马尔的美国国籍，就像此前大多数出于政治报复目的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政府依然是在向每一个出生于外国的美国人传递一个信号：

如果你过于公开、激烈地反对特朗普，政府就会翻遍你的移民申请材料，甚至包括你父母当年填写的文件，寻找任何可能彻底颠覆你生活的错误。

这一切有着清晰的演变轨迹。

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试图因为政治言论而驱逐马哈茂德·哈利勒等绿卡持有者。

特朗普曾把海地移民妖魔化为吃宠物的野蛮人。随后，他的政府又通过终止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让数十万海地人在一夜之间沦为非法移民。

如今，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通过入籍取得美国国籍的公民。

奥马尔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

尽管特朗普对纽约市长佐赫兰·曼达尼颇有好感，其他共和党人却已经要求将曼达尼驱逐出境。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已经要求司法部审查曼达尼的入籍文件。

在特朗普的政治逻辑中，有些美国人天生就有权生活在这里，另一些美国人则只能仰赖当权者的容忍，才能继续留在这个国家。

回想2019年特朗普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一群进步派民主党女众议员回到她们来自的那些“彻底崩溃、犯罪猖獗的地方”，不禁让人感到警醒。他当时所指的人，很可能就包括奥马尔。

在那个时候，特朗普的种族偏见仍然被视为令人震惊的事情。

四名共和党人和由共和党转为独立议员的贾斯廷·阿马什，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通过了众议院的一项决议，谴责特朗普的言论。

就连后来沦为特朗普最卑躬屈膝的追随者之一的众议员埃莉斯·斯特凡尼克，当时也觉得有必要公开谴责他。

她说：“虽然我强烈反对极左翼社会主义‘四人帮’的策略、政策和言论，但总统的推文是不恰当的、贬低他人的，而且是错误的。”

如今，特朗普正在把当年那些令人作呕的言论付诸行动，外界的反应却明显冷淡了许多。

特朗普政府不断制造令人愤慨的事件，数量多到让美国人逐渐麻木，甚至失去了辨别每一件事情究竟有多么严重的能力。

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认真意识到，特朗普试图将奥马尔驱逐出境，标志着美国又跨越了一条过去根本无法想象会被突破的界限。

眼下，随着特朗普的支持率暴跌，他掌握的政治权力或许正在衰弱。但如果共和党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下一位共和党总统很可能会从特朗普停下的地方继续前进。

这种政治理念的内在逻辑，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把国家推向暴行。

让我们再次引用阿伦特的话：

“大规模撤销归化公民的国籍，例如纳粹德国1933年针对所有通过入籍取得德国国籍的犹太裔德国人所采取的做法，通常是随后剥夺同类群体中出生即拥有公民身份者国籍的前奏。”

如果说过去十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那就是永远不要相信，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美国。

AI投资回报与债务风险引发抛售，纳指创6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

Fri, 16 Oct 2026 12:16:15 GMT

美股周五大幅收跌，人工智能投资回报和融资风险引发科技股新一轮抛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结束此前连续四周上涨的走势，本周累计跌幅超过4%，创6月以来最差单周表现。标普500指数下跌1.1%，本周累计下跌约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76点，跌幅0.3%，本周仍小幅上涨。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VIX）升破22，为四个月来首次。

半导体股继续领跌。iShares半导体ETF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下跌，创二十年来最长连跌纪录。VanEck半导体ETF周五下跌3%，本周累计跌幅达到10%。美光科技、AMD和闪迪等芯片制造商普遍走低。投资者不仅担心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也开始质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能否支撑芯片企业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测。

AI基础设施公司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市场压力。获得英伟达支持的云计算服务商CoreWeave周五暴跌13%，本周累计跌幅超过26%。这家公司总债务已超过510亿美元，投资者担心融资成本上升将削弱高负债企业的偿债能力。StoneX策略师法瓦德·拉扎克扎达认为，市场关注的重点正在从AI市场规模有多大，转向巨额资本支出究竟能创造多少利润。

DataTrek Research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科拉斯认为，市场已经对AI投资感到疲惫。股票投资者不习惯承担类似风险投资的风险，即使科技巨头希望投入巨资建设AI基础设施，股市投资者也未必愿意继续为此承担过高风险。巴克莱策略团队同样认为，AI交易已经进入需要严格区分企业商业模式和财务质量的阶段，投资者应优先选择收入前景清晰、资产负债表稳健且估值合理的公司，而不是继续全面追涨科技股。

不过，市场对AI前景仍存在明显分歧。花旗分析师泰勒·拉德克预计，投资者会趁这轮下跌买入，理由是AI需求和收入增长依然强劲。Angeles首席投资官迈克尔·罗森认为，科技企业增加债务融资值得持续关注，但目前距离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科技股下跌之际，部分资金转向能源、公用事业和必需消费品等防御性板块。美国与伊朗、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上涨3.72%，收于每桶109.86美元，创5月以来新高；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3.51%，收于每桶101.41美元。雪佛龙等能源股上涨，帮助道指缩小跌幅。

油价上涨也加剧了通胀担忧。美国本周公布的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创2022年以来最大涨幅，消费者通胀率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不过，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时，没有释放急于加息的信号，促使市场下调10月加息预期。芝商所FedWatch工具显示，交易者预计美联储在10月27日至28日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到82%。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有所回升，但全周仍然下降。两年期国债收益率报4.734%，十年期报5.097%，三十年期报5.436%。十年期国债创2月以来最佳单周表现，三十年期收益率则录得本周最大幅度的单周下降。

本周美股走势显示，投资者并未全面撤离股票市场，而是正在重新评估AI投资热潮的风险与回报。巨额资本支出、不断增加的债务和高企的估值，使市场对AI企业盈利兑现速度的要求更加严格。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又限制了利率下降的空间，资金因此从高度集中的科技股转向财务更稳健、估值更合理的企业及防御性行业。

AI数据中心债务遭遇抛售，Anthropic凭有限财务数据获得小机构最高的垃圾级信用评级

Fri, 16 Oct 2026 06:09:53 GMT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AI）投资热潮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融资考验。投资者开始怀疑，AI服务未来创造的收入能否支撑数据中心建设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近期，美国多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债券价格大幅下跌，部分债券已进入财务困境债券的价格区间。

然而，AI公司仍在寻求数百亿美元的新融资，信用评级机构对这些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估也开始受到关注。

但AI公司Anthropic今年6月仅凭有限的财务披露，就获得了距离投资级仅差一级的信用评级。这项此前未公开的评级，为Anthropic筹集巨额资金提供了支持，也反映出华尔街在AI投资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向大型AI企业提供融资。

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克罗尔债券评级机构（KBRA）今年6月给予Anthropic的发行人信用评级为BB+，这是投机级评级中的最高等级，距离最低投资级BBB-仅差一级。

评级结果公布前后，Anthropic完成了一项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总额350亿美元的芯片融资交易。

这一评级对Anthropic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司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购买计算资源和建设基础设施。如果能够在IPO后获得投资级信用评级，Anthropic有望降低借款成本，并吸引寿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更多机构投资者。

Anthropic及竞争对手OpenAI的银行顾问一直在游说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希望两家公司上市后能够获得投资级评级。

不过，KBRA的规模远小于穆迪、标普全球评级和惠誉。Anthropic上市后能否真正获得投资级评级，最终仍将取决于这些大型评级机构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KBRA作出评级决定时，掌握的Anthropic财务信息并不完整。

文件显示，Anthropic提供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收入、调整后营业利润、年化收入运行率，以及第二季度业绩的内部预测。

但这些资料没有包含自由现金流、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等信用评级分析中的重要指标。

评级分析师不得不根据假设自行估算相关数据。

由于信息有限，KBRA没有采用传统的完整财务模型，而是建立了一套风险评分体系，以评估Anthropic的信用状况。

在6月完成的350亿美元融资中，约44亿美元属于次级债务。这部分债务让贷款机构直接承担Anthropic的信用风险，其余融资则获得芯片制造商博通提供的担保。

KBRA给予这部分次级债务BB+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这部分债务发行时的收益率约为8.5%，而优先级债务的利率为5.75%。

截至6月底，Anthropic自身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债务。此前，公司主要依靠信用状况更好的商业伙伴及特殊目的实体筹集资金。

这种融资结构虽然减轻了Anthropic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负担，却没有消除整个AI产业链的信用风险。

AI收入增长开始放缓，融资需求却不断扩大

Anthropic周三在IPO前的投资者说明会上披露，第三季度收入增长近50%，达到168亿美元，调整后已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

这一业绩表明AI服务需求仍在快速增长，但增速已经低于今年早些时候的水平。最新收入也没有达到今年夏天部分最乐观投资者的预期。

今年6月评级时，Anthropic预计第二季度收入为109亿美元，实际收入达到115亿美元。

尽管收入规模持续扩大，Anthropic对计算资源的需求也在急剧增长。

华尔街银行目前正着手组织一项600亿美元的融资交易，帮助Anthropic购买更多由谷歌和博通联合开发的定制AI芯片。

计划中的融资包括180亿美元次级债务，以Anthropic支付的芯片租金作为偿债支持。

知情人士还透露，Anthropic可能另外发行最多420亿美元可转换票据，用于支付租赁博通半导体产品的费用。这类票据未来可以转换为Anthropic股票。

不过，KBRA此前并未获得这些可转换票据的详细条款。

Anthropic的融资计划只是整个AI行业资本支出浪潮的一部分。科技巨头、数据中心开发商以及专门提供AI计算能力的新云服务商，都在通过债务融资建设基础设施。

但市场越来越担心，AI服务收入的增长速度无法跟上投资扩张的速度。

OpenAI决定将IPO推迟至明年，加上Anthropic季度收入增速放缓，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

《金融时报》上周还报道称，OpenAI的年化收入比公司此前释放的信息所暗示的水平低200亿美元。

作为衡量整体AI需求的重要指标，OpenAI收入不及预期引发了股票市场大幅抛售，本周市场又出现新一轮下跌。

数据中心债券价格大幅下跌，部分收益率接近15%

AI基础设施债务市场的压力已经十分明显。

近几周，为Meta、英伟达、甲骨文等科技企业使用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融资的债券，价格普遍跌至面值以下。

由Blue Owl和Meta支持的特殊目的实体Beignet Investor发行的债券，主要用于为大型数据中心项目Hyperion融资。

今年7月初，这些债券的交易价格还高于面值，如今已跌至每1美元面值不足92美分。

由Hut 8开发的两个数据中心项目分别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相关债券价格已跌至每1美元面值约94美分和92美分。

黑石集团持有、微软租用的佐治亚州QTS数据中心项目Project Excalibur，债券价格更是跌至每1美元面值不足88美分。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专门提供AI计算基础设施的新云服务商。

获得英伟达投资的CoreWeave，其债券价格已跌至每1美元面值不足80美分，通常被视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券价格水平。截至周四，相关债券收益率接近15%。

CoreWeave股价本周累计下跌17%，竞争对手Nebius下跌18%。

大量投资新云服务商和AI创业公司的英伟达也未能幸免，过去一周市值蒸发约2700亿美元。

不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四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仍对CoreWeave表达了信心。他认为CoreWeave不需要英伟达提供额外财务支持，因为公司的资本成本实际上正在下降，经营实力也在不断改善。

德国安联集团首席投资官卢多维克·苏布兰认为，数据中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优胜劣汰的考验，信用状况最弱的企业将面临生存压力。

他指出，电力供应和施工延误导致信用利差扩大，说明市场此前对数据中心债务的定价没有充分反映项目建设及执行过程中的风险。

高德纳警告，AI基础设施可能存在数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

科技咨询公司高德纳本周发布的报告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担忧。

高德纳预测，到2030年，80%的新云服务商将停止独立运营，主要原因是资本支出规模与AI服务预期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高德纳估算，到2030年底，AI数据中心所有者需要创造8.5万亿美元收入，才能覆盖资本支出、融资成本，并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但按照高德纳的预测，消费者和企业购买AI服务的支出中，最终流向数据中心服务商的收入总额最多只有3.6万亿美元。

两者之间存在近5万亿美元的缺口。

高德纳进一步警告，如果AI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扩张，到2032年，可能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价值面临减记风险。

这些预测并不代表AI技术无法创造商业价值，而是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可能已经超过市场在可预见时期内能够提供的收入支持。

除了AI收入与债务规模不匹配的担忧，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还面临日益严重的地方政治阻力。

由于担心水资源消耗、噪声和空气污染，美国多地居民开始反对新建数据中心，一些大型项目因此陷入停滞。

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地已经对新项目实施严格限制，其他州也在考虑类似政策。

哥伦比亚针线投资公司美国投资级信用业务主管汤姆·墨菲表示，公司正密切关注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政治情绪。虽然这还没有直接改变公司的投资决策，但已经提高了现有运营数据中心的价值。

《金融时报》上个月报道，甲骨文位于新墨西哥州的Project Jupiter数据中心项目，由于遭到当地反对，电力供应相关审批受阻，约180亿美元贷款已经进入财务压力区间。

甲骨文在密歇根州建设AI园区所发行的债务也遭到抛售，相关债券价格从7月的面值水平跌至每1美元面值87美分。

这些项目表明，即使数据中心已经获得大型科技企业的租赁支持，投资者仍然可能因为电力、建设进度和地方审批等因素遭受损失。

循环融资引发担忧，信用风险可能在AI产业链内部累积

除了项目建设风险，AI行业特殊的融资结构也开始引起金融监管机构关注。

国际清算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AI行业相当大一部分融资安排和商业关系具有自我循环的特征。

这种模式下，芯片供应商、AI开发商、云计算服务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之间，不仅存在产品和服务交易，还通过投资、贷款、担保和长期租赁安排相互提供资金支持。

Anthropic的融资安排正是这种复杂资本结构的例子。

公司在自身资产负债表几乎没有债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合作伙伴、特殊目的实体和获得担保的融资安排，获得数百亿美元的芯片使用权。

但这些债务最终仍然需要依靠AI业务创造的收入偿还。

如果未来AI需求增长放缓，不仅直接承担风险的贷款机构可能遭受损失，相关芯片供应商、数据中心开发商和其他融资参与者也可能受到冲击。

Anthropic获得BB+信用评级，说明至少有一家小型评级机构认为，公司已经接近具备投资级偿债能力，但这一判断是在重要现金流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作出的。

随着Anthropic准备寻求新一轮600亿美元融资，以及整个AI行业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者将更加关注这些企业实际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收入增长率和未来市场规模预测。

目前，AI行业仍在吸引巨额资本，但债券市场的表现已经显示，投资者对相关债务风险的容忍度正在下降。

对于Anthropic、OpenAI以及支撑它们的云计算和数据中心企业来说，未来能否继续获得低成本融资，将越来越取决于AI服务收入能否真正转化为足以偿还债务的现金流。

加拿大前副总理：美国商界领袖开始意识到特朗普和富豪政治有多危险

Fri, 16 Oct 2026 05:59:23 GMT

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是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她的新书《不可靠的男友：一位内幕人士眼中的混乱超级大国、富豪权贵及其他难缠人物》即将出版。

Wikimedia Commons｜作者：White House

2024年，美国商界领袖帮助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两年，他们的卑躬屈膝也助长了他的权势。

然而，随着特朗普的政治光环逐渐黯淡，其中一些人或许开始重新认识全球化的好处，以及富豪民粹主义带来的危险。

商界支持白宫，既有经济上的盘算，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认为特朗普能够利用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借助民粹主义浪潮掌握权力。从经济角度看，他们相信特朗普会减税、放松监管，而民主党恰恰会反其道而行。

特朗普还保证会保护美国企业免受欧盟税收和监管政策的影响。

但这场政治豪赌正在失算。

首先，特朗普没有兑现他应尽的那部分交易条件。从目前形势看，中期选举很可能给共和党带来惨败。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开始下滑之前，他在战争和贸易问题上那种失去理智、充满男性强权色彩的行事方式，就已经与支持他的商界利益背道而驰。

美国商界想要的是一位能够减税、减少监管的总统，最终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位总统：他主动发动一场并非不可避免的战争，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运输，又通过单方面加征关税和接连不断的疯狂辱骂，破坏了美国最亲密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

美国商界领袖向来谈不上勇敢，如今这一点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不过，随着特朗普的政治资本开始耗尽，一些人终于开始公开表达许多人一直以来的真实想法：全球化是行之有效的，美国现在应该重新参与其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米·戴蒙。

这位摩根大通掌门人既是出色的银行家，也是精明的政治操盘手。他从来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狂热拥护者，但过去也曾表示，特朗普在若干关键问题上“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然而，几周前，戴蒙公开呼吁美国采取一种与白宫政策完全相反的对欧盟战略。

戴蒙提出，美国与欧盟应该达成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他十分谨慎，没有把这个提议描述成对总统政策的反对，甚至还颇为调皮地借用了特朗普的政治口号，把协议称为“一项又大又美丽的协议”。

但事实上，他所主张的政策方向，与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

特朗普正在利用关税打击布鲁塞尔，并在乌克兰战争中站到普京一边，而这场战争关系到欧洲的生死存亡。戴蒙却主张，美国应该与欧洲建立比巴拉克·奥巴马当年所能实现的更加深入的伙伴关系。

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更多商界领袖可能会受到鼓舞，公开反对总统。

事实上，从一开始，许多人就私下承认，他们对MAGA运动对待美国传统盟友的方式感到不安。

我曾与十多位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交谈过。他们为自己总统的行为向我道歉，并告诉我，特朗普正在伤害美国，也在伤害整个世界。

上个月，一位纽约私募股权投资者告诉我，他为美国感到“羞耻”，华盛顿必须找到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办法。

这位投资者自称“非常保守”，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友好。他还对我说：“实际上，我是一个全球主义者。”

持有类似观点的商界领袖正在等待适当时机公开发声。

正如华尔街一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的：

“时机决定一切。你不能太早站出来说话，因为你的公司会遭到惩罚，你本人也会被解雇。但你同样不能等到一切都太迟了才开口。”

特朗普对乌克兰赤裸裸的背叛，以及他对普京公开表达的支持，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非一个人已经完全被MAGA意识形态洗脑，否则很难不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看看那些公开谴责特朗普的人就知道了。

他们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迈克·彭斯，以及曾担任特朗普乌克兰问题特使、长期坚定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的基思·凯洛格将军。

此外，还有六名共和党参议员签署了一封跨党派公开信，要求白宫改变目前的政策方向。

衡量企业的标准是能否赚钱，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则是能否赢得选举。

如果MAGA阵营在中期选举中惨败，许多首席执行官可能终于会公开说出他们一直以来私下嘀咕的话：皇帝身上其实没穿多少衣服，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那套根本不存在的华丽服装。

美国企业曾是建立战后全球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

如果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商界领袖重新转向支持全球化，尤其是支持重建西方联盟，那么这种转变可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到那时，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美国的盟友是否还愿意重新接纳美国？

台湾学者分析：习近平的海外访问揭示了他的哪些健康状况

Thu, 15 Oct 2026 18:02:16 GMT

本文刊发在thinkchina网站，作者蔡文轩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发展和威权政体比较研究。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202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出国访问。9月12日至14日，他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随后于9月23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一次持续不到48小时的正式访问。

这是习近平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可能是中印关系回暖的一个信号。不过，有些细节引起了外界注意。9月12日晚，习近平没有出席峰会官方晚宴，而是由外交部长王毅代为参加。当天的会议期间，印度总理莫迪还曾两次询问习近平是否一切安好。

有人因此猜测，习近平可能身体不适，需要赶回中国接受治疗。这些情况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健康状况的关注。

同月晚些时候，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引起了类似猜测。他在华盛顿停留不到48小时，也没有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担心在美国停留太久，会暴露此前已经存在的健康问题。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和研究团队分析了三家电视台拍摄的习近平访印新闻画面，分别是印度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

其中，9月12日习近平在新德里机场走下飞机舷梯，以及次日离开印度的画面尤其值得关注。这些镜头拍到了他的全身，包括脚踝。脚踝的活动情况是判断一个人身体健康和衰老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个人走下飞机舷梯时的动作，能够反映身体衰老的程度，因为下楼梯时膝关节需要承受更大的负荷。步态不稳是重要的警示信号，可能与神经系统疾病或肌肉骨骼系统退化有关。

相比之下，上楼梯时的步态主要反映心肺功能。如果习近平能够连续走上舷梯，没有偏离正常步态，也不需要中途停顿，就说明他的心肺功能相对健康。

习近平步态出现哪些变化

9月12日，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并走下飞机舷梯时，步态不对称的情况明显加重。他的步频突然加快，步幅短小、左右不均，原本应有的行走节奏也受到破坏。

由于中国国家电视台不允许播出习近平在国内旅行期间上下飞机的画面，我们只能利用他出国访问时的录像评估健康状况。

2023年12月12日，习近平访问越南时走下飞机的画面，是少数能够清楚看到他脚踝的电视录像之一。不过，当时他的妻子彭丽媛在一旁搀扶，因此步态比较稳定。

将近三年后，习近平抵达新德里时，是独自走下飞机舷梯的。

我们利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分析，并将2023年彭丽媛提供搀扶的因素纳入计算。

结果发现，2026年9月12日习近平的步态稳定性不如近三年前。

他的稳态步幅不对称率达到37.90%，显示身体承受较大压力，行走时摇晃明显。前后方向角加速度的均方根值上升至68.70度/秒²，侧向偏移角为负2.0378度。

此外，习近平在这次访问期间还表现出步幅对称性下降的情况，也就是左右腿迈步的距离差异逐渐扩大。

我们还注意到，今年他抵达新德里并走下舷梯时，出现了一些类似“划圈步态”的症状。

部分迹象显示，他的步幅对称性已经恶化到双脚需要向外划半圆摆动的程度。这种向外摆脚的动作，是躯干核心肌群控制能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同声传译耳机可能出现故障

不过，9月13日习近平登机回国时，以及前一天参加会议期间，我们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动作异常。

在走上飞机舷梯的过程中，他的稳态步长不对称率只有0.33%，稳态变异系数仅为3.71%，左右步态自相关系数高达0.6910，说明他的步伐非常有规律。

这些结果表明，习近平的心肺功能相当不错。

至于9月12日莫迪在会谈期间两次询问习近平是否一切安好，当时的电视画面并不清晰。

我们的分析发现，习近平对这两次询问的情绪反应主要是正面的，置信度为93%。其次是负面情绪，置信度为87%。

对于习近平当时的表现，一种合理解释是他的同声传译耳机出现了故障，莫迪出于礼貌和关心而询问情况。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缺席当天晚上的领导人晚宴，原因也可能只是时差反应，而不一定与健康问题有关。

访美期间上下飞机的步态分析未能得出明确结论

9月23日习近平抵达美国，以及两天后离开美国时的电视录像，都没有拍到他的脚踝，因此很难进行准确测算。

录像只显示了他走下舷梯时的三个步伐，步幅极短，只有0.146米。由于他没有进入连续、稳定的步态周期，我们无法有效计算稳态步幅不对称率等指标。

不过，我们仍然观察到，习近平走下飞机舷梯时，躯干平均偏转角度为负6.0073度，显示身体明显向后倾斜，同时还出现了负1.0969度的左侧偏移。

此外，他落脚时的角加速度相对较高，达到76.99度/秒²。这可能是一种为了防止跌倒而采取的制动和保护性动作。

再看9月25日习近平走上飞机舷梯的画面，可以发现，他前后方向角加速度的均方根值上升至134.38度/秒²，左右方向的数值为49.37度/秒²。

这表明，习近平上楼梯时下肢向上推动身体的力量不足，因此不得不向后倾斜身体。

总体来看，今年习近平确实称得上是一位频繁奔波的领导人，单单9月就进行了两次海外访问。

在这两次访问的现有录像中，访印期间上下飞机的画面尤其具有研究价值，因为这是极少数能够看到习近平全身，包括脚踝的场合。

分析结果显示，习近平近年来的衰老速度确实有所加快，最明显的证据是他的步幅对称性显著恶化。

不过，衰老本身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身体功能出现极其严重的退化，才可能成为疾病的征兆。

虽然9月12日习近平走下飞机舷梯的画面显示，他出现了划圈步态和频繁的小步拖行现象，提示可能存在脑部或肌肉退化，但他的心肺功能看起来仍然相对良好。

相比之下，习近平访美期间的录像对研究健康状况的参考价值较低，因为电视画面没有拍到他的脚踝。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即使有彭丽媛搀扶，习近平的躯干仍然出现偏移，双腿也表现出力量不足的迹象。

这些都是老年人常见的身体特征。

因此，习近平抵达美国后不到48小时就离开，未必与健康状况有关。另一种可能是，他急于返回中国，为10月26日至29日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做准备。

中美贸易战转向供应链争夺，美专家警告中国掌握美国经济与国防多处关键命脉

Thu, 15 Oct 2026 17:48:38 GMT

中美经济竞争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褐皮书首席执行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委员利兰·米勒认为，传统的中美关税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双方正在进入一场更具战略意义、也更加危险的供应链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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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在题为《中美贸易战已死，供应链战万岁》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国不仅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稀土加工能力，还在药品原料、印刷电路板和成熟制程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产业关系到美国的医疗体系、工业生产和国防安全，一旦供应中断，造成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关税。

他认为，美国必须制定长期经济安全战略，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上受到中国制约的风险，但全面与中国经济脱钩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米勒指出，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的中美贸易战主要围绕双边贸易失衡展开，双方试图通过关税改变对方的贸易行为，但两国经济模式之间的根本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即使2025年双方实施了高额关税，中美贸易也没有因此陷入全面停顿。

按照米勒文章所引用的数据，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名义关税税率约为55%，实际有效税率略低于40%，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略低于这一水平。

米勒认为，这种关税结构已经形成一种不稳定但可以长期维持的平衡。

对中国来说，关税负担沉重，却仍然可以承受；对美国来说，关税足以惩罚中国出口商，但还没有高到迫使双方大规模脱钩的程度。

经济模型显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约70%以上，多数中国出口商品将失去成本竞争力，双边贸易可能急剧萎缩，或者有更多贸易通过第三国转移。

相比之下，目前的税率即使长期维持，也未必会对两国经济造成新的重大冲击。

米勒认为，未来双方仍然可能以提高或降低关税相互施压，但关税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决定性影响。真正危险的竞争已经转移到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中国稀土管制改变竞争格局

米勒认为，中国近年来对关键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标志着中美经济竞争进入新的阶段。

从2023年开始，中国陆续扩大对镓、锗、石墨等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和两用物项许可要求。

2025年4月，北京进一步对七种稀土元素及相关磁体产品实施出口许可制度，重点涉及航空航天、国防和电动汽车供应链。

2025年10月，中国又公布更加严格的稀土出口管制规定，试图将监管范围扩展到全球其他国家的相关产品交易。

按照当时公布的制度安排，即使产品只含有微量中国来源的稀土，或者使用了中国的采矿、加工技术，相关企业在出口特定磁体或半导体材料时也可能需要取得中国政府许可。

米勒指出，中国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开采、90%的稀土加工与精炼，以及超过90%的永磁体制造能力。

凭借这种产业优势，北京已经掌握了全球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供应链关键环节之一。

米勒撰文时，2025年10月公布的新制度尚未实施，原定于当年12月1日生效。他当时预计，中美谈判可能导致实施时间推迟，但中国不会永久放弃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具。

在他看来，稀土出口管制还只是中国能够运用的供应链影响力的一小部分。

美国仿制药生产高度依赖中国原料

米勒特别指出，医药供应链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战略弱点之一。

虽然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成品药比例不高，但大量药品生产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和关键起始原料依赖中国供应。

根据米勒引用的估算，美国仿制药使用的活性药物成分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印度通常承担中间加工和药品配制环节。

此外，多达一半的仿制药活性药物成分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中国制造的关键起始原料。

仿制药占美国全部处方药的90%，而美国本土生产能力仅能满足约22%的相关需求。

在某些具体药品上，这种依赖更加突出。

米勒举例说，阿莫西林是美国处方量第二大的口服抗生素，生产这种药物需要四种关键起始原料，而这些原料几乎全部在中国生产。

胰岛素、肝素和其他抗生素也存在类似的供应链风险。

米勒认为，美国甚至没有掌握完整的医药供应链数据，难以准确判断供应中断可能造成多大损失。

中国生产全球约一半印刷电路板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是印刷电路板。

印刷电路板是安装芯片、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元件的基础材料，几乎所有现代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这种产品。

米勒指出，中国生产了全球约50%的印刷电路板，包括大量用于通信、航空航天和数据系统的先进多层电路板。

相比之下，美国的全球生产份额已经下降到不足4%。

美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新建国防级印刷电路板工厂，目前仍在运营、获得相关认证的本土工厂也只有少数几家。

大量美国电子制造商实际上依赖中国企业或中国控制的供应商，有些产品还需要经过东南亚中间商采购。

米勒认为，这种依赖关系不仅影响普通电子产品，还可能威胁美国国防、航空电子、通信、能源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

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优势持续扩大

虽然美国政府近年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及其出口限制上，但米勒认为，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领域形成的优势可能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先进逻辑芯片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成熟制程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和封装测试等领域已经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文章引用的数据，到2025年，中国晶圆代工厂生产了全球约35%至40%的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

这些芯片虽然不属于最先进的产品，却是汽车、国防设备和基础设施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

中国还掌握全球约38%的芯片封装、组装和测试产能。

米勒指出，美国对中国芯片的直接依赖程度相对有限，但大量美国企业销售的产品已经使用中国制造的半导体。由于缺乏完整数据，美国甚至难以判断这些芯片在最终产品中的实际比例。

他引用2024年的一项研究称，美国军事系统使用的芯片中，超过40%由依赖中国零部件、设备或服务的企业供应。

文章还引用预测称，中国在全球芯片生产中的份额可能从2024年的34%，上升到2027年的47%，并在2030年超过50%。

米勒认为，这种长期变化可能使中国在未来拥有更多影响美国工业和国防生产的能力。

美国需要重建工业能力，而非全面脱钩

面对这些风险，米勒认为，美国需要制定以供应链韧性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他强调，目标不应该是彻底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而是确保中国即使限制或中断供应，美国仍然有能力维持关键产业运转。

这需要首先识别对中国依赖最严重、而且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再根据不同供应链的具体风险制定政策。

对于关键矿产等中国拥有明显优势的领域，美国需要增加替代来源，发展本土加工能力。

在医药领域，美国则必须改善供应链透明度，掌握药品原料的实际来源以及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风险。

米勒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几十年，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断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加上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产业政策，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多个关键产业失去了本土制造能力。

市场价格往往没有充分反映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国家安全风险。

他建议美国通过有针对性的关税、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鼓励企业建立替代供应链，并在必要时恢复关键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应急生产能力。

不过，战略储备并不能取代工业生产能力。

米勒指出，一些军事模拟推演显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耗尽部分关键弹药库存。

他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工业基础长期萎缩所造成的战略危险。

米勒同时警告，美国不能把经济安全理解为单独行动。

他主张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欧盟加强合作，协调关键产业投资、供应链数据和政策工具，共同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米勒认为，中美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控制全球工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生产环节。美国即使继续提高关税，也无法仅靠贸易壁垒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

如果美国不能持续投资关键产业、重建工业能力，并与盟友建立更有韧性的供应链，中国可能在下一代技术和制造业竞争中掌握更多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环节。

外交政策：特朗普干预选举的谎言大多已成废墟，试图左右中期选举的努力在法庭上屡屡受挫

Thu, 15 Oct 2026 17:42:08 GMT

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大卫·伊格内修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过去一年，统特朗普一直在多条战线上发起攻势，试图改写2026年中期选举的规则，避免共和党遭遇惨败。但迄今为止，由于反对者坚持通过法律途径抵制，特朗普的这场攻势几乎在每个环节都以失败告终。

特朗普长期试图推行有利于共和党的新选举管制措施。如果这场努力最终失败，将成为他总统任期内最重大的挫折之一。

特朗普仍未放弃，但民主党和维权组织已经动员数百名律师，准备挑战选举前最后时刻试图影响全国关键州和国会选区投票的各种行动。

民主捍卫者基金负责人诺姆·艾森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们很清楚特朗普和那些否认选举结果的人的惯用伎俩。我们以前起诉过他们，也曾经打败过他们。”

艾森领导的组织正在推动一项耗资2000万美元的行动，名为“126项目”。这个名称暗含着一个目标：把阻止特朗普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时取得的63场法律胜利翻一番。

艾森向我提供了一份清单，列出了他的律师团队已经开始着手阻止的10种中期选举威胁。

这些威胁包括试图以选民涉嫌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为由，将选民从登记名单中删除；对邮寄投票施加新限制；向投票站部署联邦执法人员；扣押选票或投票机；以及恐吓选举工作人员。

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内曾担任美国联邦政府首席出庭律师的塞思·韦克斯曼解释说：“我们一整年都在做准备。”

韦克斯曼正在协助艾森，为自己所在的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以及另外十几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志愿律师协调诉讼策略。

如果特朗普的盟友试图阻挠投票或计票，这些律师将随时准备提交起诉书、限制令申请、宣誓书和其他法律文件。

令人鼓舞的是，距离选举日还有三周，艾森清单上列出的许多潜在威胁似乎已经被阻止，或者至少受到了干扰。

如果把特朗普比作棒球比赛中的击球手，那他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被三振出局。

以特朗普反复试图限制邮寄投票为例。

今年9月，美国最高法院叫停了他的计划。特朗普原本打算授权美国邮政局决定邮寄选票信封的设计。

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等于把原本由州和地方政府按照宪法负责管理的选举程序收归联邦政府控制。

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署名命令中指出，特朗普“在案件实体问题上不太可能胜诉”。

今年3月，特朗普还通过行政命令宣布了其他旨在防止所谓选举舞弊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很可能也会压低选民投票率。

但其中大多数政策同样陷入停滞，或者直接遭到法院阻止。

尽管特朗普一再要求国会通过新的投票规则，他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最终仍因缺乏足够支持而夭折。

就连《华尔街日报》社论委员会也认为，这项法案不是个好主意。

特朗普选举战略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挑战他所声称的非美国公民大量参与投票的现象。

但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韦克斯曼本周在一宗投票权案件中向最高法院提交的法律意见书中写道：“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极其罕见。”

意见书援引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四年间举行的联邦选举中，共有2亿张选票投出，但涉及非美国公民非法投票的起诉案件只有15起。

内华达州的情况充分说明了特朗普有关非美国公民投票的论据有多么薄弱。

今年7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最初声称，内华达州可能有多达15903名非美国公民登记为选民。

但在对其中部分名单进行人工核查后，国土安全部表示，实际上只发现了185人。

随后，内华达州官员又指出，这185人事实上全部都是美国公民。

特朗普政府还在不断要求各州交出选民登记名单，但始终未能如愿。

今年9月，华盛顿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联邦政府索取选民数据的要求“违反联邦法律”。

8月，怀俄明州共和党州长也拒绝了联邦监督人员试图采访选民、检查投票机的要求。

这位州长形容联邦政府的做法“咄咄逼人、出人意料，而且造成干扰，显然没有表现出对州政府的尊重”。

但特朗普政府依然没有停止尝试。

本周二，司法部向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发送了一份名单，列出了据称收到邮寄选票的非美国公民，并要求加州政府在48小时内作出回应。

这一要求很可能遭到司法挑战。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此前已经裁定，河滨县一名地方警长扣押65万张选票的行为“违法”。

在这宗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刘弘威在一份协同意见书中特别强调了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他写道：“我想特别强调这里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这不是一起只涉及少数文件的案件，而是武装警员非法搬走和处理了1000多箱文件。这些文件是民主社会中公民最珍贵的文件：他们投下的选票。”

特朗普在选举问题上遭遇的另一场挫败，似乎是由图尔西·加巴德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期间协调的选票和投票机调查。

今年1月28日，加巴德参与了联邦调查局（FBI）在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一次突击搜查，目的是扣押2020年选举的相关记录。

但在7月，一名联邦法官以要求“不合理”为由，撤销了司法部随后发出的传票。那份传票要求提供2020年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姓名。

法官指出，政府对传票所要求信息的需求程度很低，而披露这些信息将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

加巴德领导的办公室还曾以存在所谓违规行为为由，从波多黎各扣押了一些投票机。

不过，一名国会官员表示，自从加巴德离职后，这项调查“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这名官员同时警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仍可能在选举前最后时刻突然宣布发现中国或伊朗等国家干预美国选举，借此扰乱选举进程，并使选举结果受到质疑。

到了选举前的最后阶段，民主党人最担心的事情，是特朗普可能在选举日调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甚至出动军队，制造混乱。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能够阻止特朗普的制度性防线。

今年8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致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的一封信中，至少作出了有限度的表态，反对军方干预选举。

凯恩表示，他“没有计划在2026年选举期间向投票站派遣联邦军人或已被联邦政府征召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也没有计划动用军队扣押选票、投票机或其他与选举有关的材料。

为了防止ICE干预选举，艾森等人今年9月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颁布禁令，禁止政府“以非法恐吓选民的方式部署执法人员”。

起诉书认为，特朗普政府“曾多次试图干预选举制度，并公开表示准备违法向投票场所部署执法人员”。

法官可能很快就会对这宗案件作出裁决。

对特朗普来说，指控选举舞弊几乎是政治生存的必需品。

2016年，当他以为自己会输给希拉里时，就曾提出类似指控。

2020年，当他真的败给拜登后，又接连抛出大量虚假的选举舞弊指控，企图推翻选举结果。

如今，随着分析人士预测愤怒的选民即将掀起一场浪潮，让共和党遭遇惨败，特朗普又开始不遗余力地重复这套做法。

艾森和韦克斯曼这样的律师正在竭尽全力，防止有人破坏选举。

但毫无疑问，最有效的保护措施，还是让反对特朗普的选民大规模走进投票站，以压倒性的投票人数表达立场，让选举结果明确到连特朗普都无法质疑。

外交政策：美国正在失去生物制造供应链和工业领导力，这是应该重视的未来制造业

Thu, 15 Oct 2026 17:33:34 GMT

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卢卡斯·L·弗卢格尔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访问学者。

美国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希望振兴制造业，但大多数人追求的仍然是20世纪的制造业模式。让蓝领工人重新组装汽车、炼制钢铁的愿景，或许能吸引选票，却无法真正反映哪些产业能够显著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供应链其他环节的高科技制造业，已经受到大量关注，但这些产品只占实体经济的一小部分。

如果美国希望真正重振制造业，就需要一种能够影响经济各个领域的全新生产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生物制造。

简单来说，生物制造就是利用生物系统，通常是活体微生物或具有特定功能的蛋白质，来生产各种产品。

人类使用生物制造技术已有数千年历史。从利用发酵工艺生产啤酒和奶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青霉素生产，再到20世纪70年代开发重组人胰岛素，都属于生物制造。

如今，生物制造已经能够生产从信使RNA疫苗到塑料制造原料等各种产品。

不久的将来，人们甚至可能在专门设计的发酵罐和培养袋中生产各种先进材料、大宗化学品乃至水泥。这些生产方式将比传统制造工艺更加精确，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对环境也更加友好。

未来几十年，生物制造可能彻底改变农产品、工业材料、消费品等大量商品的生产方式，影响范围可能覆盖全球多达60%的实物生产投入品。这将是一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市场变革。

美国是生物制造产业的先驱，目前仍然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支撑生物制造、实现工业规模生产所必需的实验室工具、发酵设备、专用耗材及其他技术领域。

但是，美国的政策体系缺乏协调，尚未做好充分准备，无法有效把握这场重大产业变革带来的机会。

中国却已经做好了准备。

通过长期、持续的投资和产业政策支持，北京已经让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有望在生物制造领域超越美国。

如果美国不及时调整方向，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制造业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连带丧失供应链自主权、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未来一个世纪的工业领导地位。

在许多很少登上新闻头条的市场，从动物饲料到医药原料，中国生物制造企业正在稳步扩大市场份额，逐渐取代西方竞争对手。

草铵膦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草铵膦是一种毒性相对较低、能够清除顽固杂草的除草剂。全球农民每年购买草铵膦的支出超过20亿美元。

过去，全球多家供应商主要采用化学合成方法生产草铵膦。

但在2022年至2023年间，中国的产能过剩导致草铵膦价格暴跌约75%。

价格崩盘重创了中国以外的主要供应商，其中包括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巴斯夫被迫关闭大型生产工厂，裁减数百名员工，并转向使用进口原料调配除草剂制剂。

生物制造原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出路，有望帮助企业维持盈利能力。

早在201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就开发出一种效率高得多的草铵膦生物生产方法。

然而，真正果断推动这一工艺商业化、夺取新市场份额的却是中国企业。

通过将草铵膦生产从化学合成转向生物制造，中国有望主导这种重要除草剂的未来供应。

类似的情况正在无数其他产品市场重复上演。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中国现行五年规划中，生物制造是唯一同时被列为“未来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关键技术领域。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制定战略发展方向并简化监管程序，帮助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在这个产业的大多数关键领域取得了进展。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领导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产业转变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利益。

拜登政府曾启动“国家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倡议”，协调多个联邦机构的工作，并引导超过10亿美元资金投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

虽然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其中部分政策，但仍然把生物制造视为战略重点。

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和跨党派议员小组也在推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立法，包括批准额外拨款、制定政府采购标准，以及设立专门负责生物技术事务的行政机构。

这些努力提高了生物制造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也通过初期投资为产业政策的推进创造了条件，但仍然远远不够。

美国的战略方向缺乏统一协调，资金规模有限，扶持政策不仅覆盖范围狭窄，落实速度也十分缓慢。

从整体来看，美国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像中国那样，持续提供同等规模的支持。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作为美国生物制造项目最大的公共资金支持者，累计投入约10亿美元。

相比之下，仅在2024年一年，中国的投资就达到4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国防部过去数年的投入总额。

美国还面临另一个障碍：美国企业依赖的大量生物制造活动和基础设施都位于海外。

德国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工业设备供应商，日本企业生产关键耗材，韩国和瑞士企业则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生产能力。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领导人不应该坐视本国对中国进口生物制造产品的依赖不断加深，也不应该退回国内，试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拼凑出一套能够取胜的产业战略。

相反，美国应该进一步深化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同合作伙伴一道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西方生物制造产业体系，使之能够长期与中国竞争。

白宫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美国正在推进的“硅和平”（Pax Silica）倡议，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已经吸引20多个签署方参加，希望通过合作协调人工智能供应链。

初步行动包括设立2.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基金、制定供应链认证模式、规划经济发展区、宣布劳动力培养项目，以及简化出口程序。

生物制造领域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推出类似的“生物和平”（Pax Biologica）倡议，同时针对“硅和平”计划存在的不足作出调整。

与“硅和平”一样，“生物和平”也应该首先联合关键战略伙伴，主要包括德国、瑞士、日本、韩国、英国和欧盟。

初期合作应集中在简化贸易程序、识别各国供应链共同面临的薄弱环节，以及寻找共同培养专业人才的机会。

理想情况下，还应该设立一个规模适中的启动基金，带动各方共同投资生物制造基础设施和生产工艺研发。

不过，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协调统一各国的标准和监管制度，而这一点正是“硅和平”倡议迄今尚未完成的工作。

各国对生物制造的监管规定差异很大，尤其是在医疗保健以外的应用领域。

因此，企业即使开发出了前景良好的生物制造工艺或产品，在尝试扩大生产规模时，也必须面对一个监管制度高度分散的国际市场。

审批和监管程序可能造成长达数年的延误。即便企业最终成功实现规模化生产，随之产生的高昂成本也会让绝大多数企业难以承受，只有财力最雄厚的公司才能坚持下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指望企业有信心持续创新，也不能指望新技术迅速实现规模化生产。

谁能够制定生物制造的国际规则，谁就能够从战略上影响哪些技术有机会获得成功，以及哪些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中国深知这一点。

最近一份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分析报告明确指出，制定生物制造标准有助于“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建立“生物和平”合作机制，可以让西方国家形成统一立场，确保在制定国际规则时，西方企业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这样的合作并不需要从零开始。

美国最近的立法工作已经开始推动澄清国内生物技术监管规定，而监管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令这个行业感到困扰的问题。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也一直在牵头制定多个领域的生物技术指导标准，包括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相关工作。

考虑到生物技术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生物制造本身具有的战略价值，以及中国可能主导这一产业所带来的迫切威胁，现在正是通过“生物和平”这样的合作机制，在国际层面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时候。

具体而言，可以首先建立各国监管审查结果相互认可的制度，协调生物制造产品的出口和贸易程序，或者建立共同开发基础设施的合作机制。

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外交资源，但如果不准备提供相当于一项生物技术版《芯片法案》规模的巨额财政拨款，这也是少数几种能够显著推动西方生物制造业发展的办法之一。

当然，单靠国际合作并不能保证美国一定能够保持竞争力。

但这种合作可以形成持续的发展动力，使美国及盟友能够以足够大的规模共同推进生物制造产业，从而跟上中国的发展步伐。

生物制造的兴起标志着一场跨越世代的产业变革，美国不可能独自获得这场变革带来的全部利益。

如果华盛顿不与国际伙伴合作，建立一个规模更大、协调程度更高的生物制造产业体系，那么面对实力庞大的中国工业体系，美国最终可能又一次失去一项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产业能力。